A公司因與B公司發生貨款糾紛訴至法院。法院經審理，依法判決：由B公司支付A公司到期貨款及逾期違約金；由B公司的三位自然人股東在各自出資未到位的范圍內對上述款項承擔連帶清償責任；C銀行因在B公司轉制過程中，就其注冊資金出具了虛假資信證明，被判令在驗資不實范圍內承擔賠償責任。
該判決生效后，A公司向法院申請執行。但因B公司及其三位自然人股東均無支付能力，法院依法作出扣劃C銀行賬戶存款的裁定。
上述案件執結后，C銀行向法院起訴，請求法院支持其向B公司三位自然人股東追償其已墊付的執行款及相應利息損失之訴請。
對于本案中C銀行是否享有向B公司三位自然人股東追償之權利這一爭議焦點，由于司法實踐中尚未有明確的法律規定，審理中有不同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A公司與B公司之間的貨款糾紛，經法院判決C銀行在虛假資信證明金額內承擔責任，此種責任為過錯責任，且非擔保責任，應由其本人消化，不應具有追償權。同時，根據有關司法解釋，驗資單位與出資人在承擔責任時有先后次序之分，C銀行也未提供證據證明三位自然人股東還有財產未被法院強制執行，故其訴請沒有法律依據。第二種觀點則認為，C銀行承擔的責任并非屬于終局責任，其有權向三位自然人股東進行追償。
筆者認為，第二種觀點更符合法律精神，更為合理。理由如下：
第一，根據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C銀行在本案中承擔侵權賠償責任的形態應是補充賠償責任。
關于金融機構驗資不實或虛假驗資之民事法律責任，最高人民法院已下發多個司法解釋。根據其中法發（2002）21號《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金融機構為企業出具不實或虛假驗資報告資金證明如何承擔民事責任問題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之規定，金融機構承擔民事責任，是以企業、出資人的財產依法強制執行后仍不能清償債務為前提，并由金融機構根據過錯大小，在驗資不實部分或者虛假資金證明金額范圍內承擔責任。
由此可見，對于第三人使用驗資報告或資金證明而致損失，金融機構承擔責任的順序是在主債務人，也就是被驗資單位及其出資人之后，責任類型應為補充賠償責任，而不是同一順位和承擔連帶清償責任。這種責任承擔的依據，筆者認同有學者提出的是“職業義務的要求”，即雖然金融機構與受損的第三人（如本案中的A公司）無直接的合同關系，但基于其應盡的審慎的專家責任、職業義務，應當承擔起因過錯而致第三人的損失。
第二，補充賠償責任的體系特點，對外為責任承擔的先后有序，對內為終局責任人應面對補充賠償責任人的求償。
筆者認為，補充賠償責任的責任形態特點即體現為“補充”二字。在對外效力上，應先由主債務人承擔責任，補充賠償責任人的責任承擔有條件限制，這一點應無疑義。而其對內的效力，即本案爭議分歧，則為補充賠償責任人在承擔了補充賠償責任后，有權向主債務人追償。
首先，從特定損害的成因以及責任形態分析。結合本案案情，C銀行出具虛假驗資的過錯與債權人A公司的損失之間只是間接因果關系，造成A公司貨款不得清償的真正和主要責任還是在于B公司拖欠貨款而后無清償能力，根本原因在于三位自然人股東出資不實。而本案沒有證據證明C銀行存在惡意串通等嚴重故意的行為，其過錯不僅與出資人的過錯非同一性質，而且過錯程度也明顯低于出資人。對該驗資金融機構疏于審慎職業義務的過錯，以及其不作為行為與損害后果的因果關系的歸責性應體現在其補充責任承擔的本身，而不應該體現在否定其向出資人的追償權上。同時，承擔責任的先后順序不應成為否定追償權的理由，而正是行使追償權的依據。
其次，從案件實際處理的價值導向分析。如果法院判決否定了驗資金融機構的追償權，則實際上加重了金融機構的責任，事實上使出資不到位的出資人，也就是主債務人免除了責任，使真正的加害人不須承擔最終責任，這有違誠實信用原則，也有失公平。《通知》第四條規定：“企業登記時出資人未足額出資但后來補足的，可免除驗資金融機構的賠償責任。”這也可印證司法解釋的要旨在于對直接責任人（即出資不實或者虛假出資的企業、出資人）加以否定。當然,由于此類糾紛中金融機構承擔責任的前提之一是企業、出資人的財產依法強制執行仍不能清償債務，因此，這種追償權往往在事實上無法實現滿足。但享有權利與實現權利畢竟是兩個層面的問題，不能因為實現權利的障礙而否定權利享有的本身，制度設計或者裁判的價值導向應該將最終的歸責指向直接責任人。
再次，從對“補充責任”的理論界定分析。學者楊立新這樣定義補充責任的規則：“依照法律的特別規定，基于同一損害事實產生兩個以上的賠償請求權，數個請求權的救濟目的相同，但對請求權的行使順序有特別規定的，受害人應當首先向直接加害人請求賠償。在直接加害人不能賠償或者賠償不足時，受害人可以向補充責任人請求承擔損害賠償責任。補充責任人在承擔了補充責任后，有權向直接責任人行使追償權，但就其過錯行為產生的直接損害部分不享有追償權。”該論述雖不能作為審判的依據，但其對司法實踐仍有借鑒意義。
最后，從相關司法解釋對同一侵權責任形態的界定分析。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六條第二款規定了安全保障義務人在第三人侵權致損中的責任問題，其明確規定“安全保障義務人承擔責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償”。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編著的《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的理解和適用》一書中，認為該責任為補充賠償責任，并對補充賠償責任以及追償權的法理依據進行了較為詳盡的論述。筆者認為，作為同一侵權責任形態，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分析可為審判實踐擴大應用，因此，承擔補充賠償責任享有追償權并非完全無據可依。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本案糾紛中C銀行因其過錯承擔的固然不是擔保責任，但并非只有擔保責任才有追償權。C銀行被最終執行扣劃的款項應可向B公司三位自然人股東主張追償。
（作者單位：浙江省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