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中國廣播網(北京)

中國廣播網3月11日報道

郭靜：各位聽眾大家好，我是郭靜，歡迎收聽兩會特別節目《做客中央臺》，本期節目我們邀請到的客人是全國政協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萬鄂湘，萬院長歡迎您。

萬鄂湘：謝謝。

郭靜：我記得去年這兩個報告發布以后，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報告有幾點給大家印象特別深，就是2008年受理的案件數當時是首次突破了1000萬，有了非常大的增長，而且經濟犯罪案上升，暴力性犯罪案件下降，它其實表現出我們整個社會矛盾的一些變化。那回顧剛剛過去的2009年，從高法的工作來講，有什么新的特點？

萬鄂湘：前年全國法院案件數量突破了1000萬，去年過了1100萬，這幾年平均都是接近10%的速度在增長。最高法院的案件增長量更大，去年和前年相比較增長了26%。這主要是兩個方面的因素引起的，一個是去年受金融危機的影響，導致了我們很多企業合同履行率降低，打個比喻，就像高速公路，在運行很通暢的時候，車輛你也顧不上找我，我也找不到你，運行的效率很高；一個急剎車，碰撞就產生了，合同也一樣，履行率就降低了，這是一個大的經濟背景。另外一個背景，就是我們有兩個重要的法律出臺，一個是《勞動合同法》，還有一個就是修改了《民事訴訟法》。從《勞動合同法》來說，勞動爭議案件在有些地方，特別是在廣東，像東莞地區，上升率是100%，我們有的法官，一年一個法官要審理500多起案件，平均每個有效工作日要審理兩起案件。

最高法院的案件為什么增長量達到26%呢？這涉及到《民事訴訟法》有關再審案件方面的修改，再審案件中院終審的要上提一級，到高級法院去申請再審，現在很多案件是高級法院終審以后，就直接到了最高法院，這兩個因素的增加，導致了我們去年案件猛增，全國在6%至7%的增速，最高法院到了26%，這是第一個特點。

第二個特點，案件辦理的難度加大了。難度不僅僅是我們所涉及到的剛才這個方面的因素，還有我們老百姓維權意識在增加，還有我們企業面臨國際金融危機跟國外之間，因為我自己分管涉外案件，港澳臺海事……

曹景行：增加很多。

萬鄂湘：增加的量不是很大，但是它的難度、復雜因素在增加，因為案件有的涉及香港的法律、外國法、國際條約等等；還有一些案件通過仲裁解決以后，還回到法院來承認和執行，這些案件普遍較為復雜，這是第二個特點。

第三個特點，就是我們提出來為大局服務，為人民司法。提出這個觀念以后，我感覺有一個大的變化，就是以做平民法官為榮，法官要到老百姓當中去，為老百姓去考慮，為民司法或者司法為民在2008年以后，成為全國人民法院的一個工作主題。我覺得這三點我感覺印象最深。

郭靜：先給我們勾了一個大致的輪廓，那今天我們也請到了中國之聲的特約觀察員曹景行先生做本期節目的嘉賓主持，曹先生您剛才聽了萬院長的介紹，您有一個什么感覺？

曹景行：我們國家，我們社會，官司打得多了，而且好像難度大了，到底是好事情，還是不好？

萬鄂湘：我想這是一個辯證的問題：一個方面，中國在社會轉型期，矛盾在增加，老百姓的維權意識在提高。老百姓為什么愿意到法院打官司，他對法律有信心，我們法治建設的這種進步讓他看到了希望；同時我們也感覺到問題的另外一方面，所有的社會矛盾，都通過司法來解決，是不是一個最有效的方式？

曹景行：這個問題我們一直也在覺得，許多問題是不是都到法院來解決？您覺得應該怎么樣來考慮？

萬鄂湘：有這么一句話，司法是維護社會公平與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可是我們不要忘記了，這個“最后”，它可能也是花費最多，成本最高，時間呢，拖得也最長的一種解決方式。其實還有很多其他手段可以去選擇，比如說當事人之間你們去和解，去調解，還可以去仲裁，我們把它統稱為司法外的解決程序，如果通過這些程序來解決的話，我覺得成本要低得多。因此，我們最高法院要求各級法院現在要大大加強訴訟外的方法去解決社會糾紛。不是說所有的矛盾糾紛都要選擇司法來救濟，你可以通過其他各種方式來救濟，包括行政救濟。還有民間的調解，調解達不成，再通過司法解決，那才是真正的最后，不要首先就把所有矛盾一下子丟到法院去。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就是三鹿奶粉案，涉及到二十多萬嬰幼兒，如果這些案子全部到法院去，對那些嬰幼兒的家長來說，要面臨著一個最復雜的問題，就是你要證明這個奶粉跟你孩子出現最后這種狀況的因果關系，簡單來說，你要拿出證據，買奶粉的發票等，往往很多我們農村的家長是拿不出來的，如果案件對簿公堂的時候，這個是少不了的。政府采取行政解決優先的辦法，政府一下子拿出64個億救濟所有20萬的（嬰幼兒），分不同的傷害程度，通過行政一下子全部得以解決，一次到位，這種方式比司法解決，等到幾年以后才能拿到這個補償金，是不是更好？這是一個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