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統奎：開啟“了事”新思維
——2010群體性事件的警示
《南風窗》記者 陳統奎
2010年的新聞路上，有三起“群體性事件”令記者再三沉思——
最近的一起發生在海南文昌，10月份“200年一遇”的洪水使其水庫決口，市長慰問來遲，并出語刺激災民，上千災民追打市長，打砸警車。第二起是蘇州“通安事件”，拆遷農民因宅基地無補償找政府要補償，政府態度強硬使民不悅，引發數萬人堵塞國道，鎮區兩級書記丟烏紗帽。第三起在無錫，無錫尼康光學儀器(中國)有限公司工廠出現中毒事件，廠方推脫責任，成千職工罷工上街。
之前，發生群體性事件，人們總說，“事件反映的是利益群體之間的利益之爭”，或曰“每個群體事件都有它具體、特殊的經濟民生利益訴求”，上舉第二例可以歸為這一類，但“非經濟利益之爭”引發“群體性事件”的苗頭在2010年已經嶄露頭角，災民追打市長是因為“市長傷人自尊”，工人罷工上街則是出于“對生命負責”。往深處看，起因均與公共利益受損有關，經濟的、心理的、健康的等等，這是人們對“安全感”的更高級追求形式。
換另一個角度看，則出于我們對“現代化”的片面推進，現代化已不限科技之新穎，建設之猛進，主要還包括心理、文化、經濟、政治等不同層面之意義，其中政治市民化、法治化、社會福利化、文化精致化、生活優質化均為其目標。我們的執政者，我們的企業管理者，我們的社會，是否已經體察到人們對“現代化”更全面的迫切要求？人們更容易生氣了，也更愿意顯示自己的怒氣了，這是危機，也是轉機，啟示企業、社會和國家管理者順應時代潮流和民心所向。
變與不變
為了更深入了解2010“群體性事件”的玄機，記者撥通了西南政法大學行政法學院副院長王學輝教授的電話。幾年前，王學輝接司法部的項目，帶隊做過“群發性事件防范機制研究”。
思辨“群體性事件”，王學輝有16字箴言“民富國強，政理均平，互信互敬，志當高遠”。他說，“從古到今，民生問題的本質都在于最廣大的國民能掌握多少財富…將國家作為財富的本體，藏富于國，甚至與民爭利，不發生這樣或那樣的‘事件’倒成怪事了”。王學輝觀察，這二年來，“群體性事件”有了新變化——
第一，民眾很容易被激發起來，現在稍不注意就可能表現出來，而且破壞性越來越大。“例如2010年11月2日下午1時許，云南省昭通市昭陽區一在建公路工地發生一起沖突事件，沖突中現場有20余輛汽車被砸燒，其中包括一輛警車，有三名警員在沖突中受傷。”
第二，參與的人職業群體性越來越廣泛，以往主要是失地的農民，還包括工人、庫區移民、環境受污染者等，今年連學校的學童也出現了群體性事件。比如，就在不久前，11月22日，貴州省六盤水市第二中學發生上千名學生打砸校園大食堂事件，連中學生都出現“群體性事件”了，而且原因是菜價漲價，這在以前從來沒有出現過。
第三，網絡作為“群體性事件”的助推器作用越來越明顯，尤其是微博所表現出來的那種“起事平臺”。如2010年的江西宜黃事件，其之所以造成如此大的影響不僅僅是因為有三人因房屋拆遷人自焚，同時還有其家屬不間斷的通過微博這樣的通訊平臺及時的發布信息，以讓外界關注到事態的最新發展。而由于部分高校食堂飯菜漲價，高校的部分學生亦是通過互聯網、騰訊QQ群發消息等途徑，組織高校學生罷餐。
第四，“群體性事件”發生的對象也多元化了，以前一般表現為對政府某些行為的不滿，對企業不滿，現在其他的組織團體也成為群體性事件針對的對象。2010年因為釣魚島事件引發的抗日游行活動就主要針對日資企業以及日本駐華使領館。另外地方宗族勢力的斗爭也成為誘發群體性事件的一個因素，例如2010年2月22日，安徽太和縣“兩會”召開期間，李興鎮發生了一起近百人參與的宗族勢力持械斗毆“群體性事件”。
“群體性事件本身在變，可唯一沒有變的就是政府長期處理群體性事件的觀念、方式沒有改變。官員對群體性事件的處理只追求如何把事情強行壓下去，這反而不利于群體性事件的處理。加之指揮人員臨場處理能力太差，本身不是一個什么事件，由于處理不當，最后就演變成為群體性事件了，越想維穩就越不穩。”講到這里，王學輝在電話里的聲音變大了，“政府不要出現一個事件或者事情就害怕，就去壓制，必須轉變處理群體性事件的觀念，要多協調，多進行溝通。給民眾搭建一個協商對話的平臺，政府與民眾不應是對立的，采取調動多少警力，動不動就使用武力，這個是不行的，這最多只能做到強行‘了事’，而不能做到真正的‘事了’。”
2010年1月發生的四川內江“特警搶尸案”，內江市就出動大批警力甚至于特警參與“搶尸”。在王學輝看來，這種處理方式，敗筆主要在指揮人員或應急管理決策者“缺少理性”。而“群體性事件”有兩樣很重要的東西基本沒變，一是利益訴求問題，二是民眾怨氣沒有地方發泄，“如果你建立一個正常的利益表達機制和協商對話的平臺，他也不會想到朝這個方向走的”，“ 所有的群體性事情在處理方面最重要的方法并不是派多少警察，根據我的研究，最重要的就是協商對話”。
王學輝說， “民不與官斗”，這是中國幾千年的文化中沉淀下來的一個很重要的文化特征。他分析很多行政訴訟案件后發現，一個老百姓要去告政府，那是因為他已經沒有轉身的余地了，如果他可以轉身的話，他是絕對不會去告的。加之，調解（和解）制度又是中國幾千年的文化中沉淀下來的又一個很重要的文化表征，如果我們把這兩者夾在一塊就會知道，出了事采取平等對話，交流溝通，問題總是可以協商解決的。
有人會問，這是不是“學者之見”呢？有實例為證。一位處理過大量“群體性事件”的區政法委副書記對我講過這樣一個經歷：一堆農村婦女到區政府上訪，要求見區委書記，吵吵嚷嚷的，區委書記嚇得躲在辦公室里，急電他前來救駕，他開出的解決方案是，區委書記必須親自與上訪者座談。席間，面對上訪者提出的問題，區委書記左右為難，他當眾要求區委書記承諾解決以及解決期限，區委書記聽之，最后上訪者歡喜離開會議室。“解決問題就好嘛，有什么好怕的呢？”他說，這句話鼓勵了區委書記當場做出承諾。
“通過協商對話，問題絕對是可以化解的。我們的官員必須轉變觀念放下自己的官架子來”王學輝說。
“四策”組合拳
與王學輝聊后，記者從上海飛西安，采訪西北工業大學應急管理研究所所長桂維民，他現在還是陜西省人大常委會秘書長。
桂維民歷任西安市委副秘書長兼辦公廳主任、市委常委兼秘書長，陜西省委任副秘書長兼辦公廳主任，親自參與和領導處置數十起突發事件和群體事件。今年，他出版《應急管理十日談》一書引起同行關注，中央黨校副校長李書磊為其書作序，一句“秘書長的崗位都難免是要應急的”道出寫作者的“有利位置”。
桂維民直言，地方黨委、政府要敢于“正視問題、直面民意”，理性對待并積極回應訴求表達，努力緩和對立情緒，消除社會矛盾，更重要的是建立健全暢通的利益訴求渠道和有效的談判協調機制，在平等、法制的軌道內解決利益沖突。
遺憾的是，不少地方領導苛求基層“絕對不能出事”，只要不發生群體性事件，無大規模上訪，無人越級進京上訪，就叫“穩定”，評價干部能力和政績也以此作為重要指標，結果，基層干部都不敢講真話，不敢主動向上暴露問題，拼命把負面消息壓住，采取各種辦法把突發事件封鎖住，直到事情鬧大了，才不得不向上級報告，被動局面往往已經難以收拾，喪失了處置的最佳時機——超過了24小時事態就很難控制。
那么，如何理性應對“群體性事件”呢？桂維民提出“四策”組合拳——
其一，掌控社會情緒。每一起“群體性事件”的背后，一定是某種醞釀發酵已久的社會情緒已經接近或者達到了臨界點，這些具體的社會情緒，與社會轉型的大背景直接關聯。有研究表明，現場只要有悲情、聲音和火光，群眾攻擊性場面就會出現。比如12月5日在長春，一位“假警服男”開車撞人后又打人，被千人圍堵，車子被“無利益沖突”的群眾打砸，助燃劑是“悲情”，社會情緒是仇警心理，借此機會宣泄。桂維民提供的策略是，戰略上重視具體社會情緒的發展軌跡，戰術上則不放過任何一個可能導致危機放大的引爆節點。
其二，信息公開透明。徹底打開大門，讓受眾看個透亮，這才是消除狐疑和顧慮、贏得公信力的最好辦法。而且主動公開，謹防出現“謠言倒逼公開”的被動局面。“謠言總是群眾議論過程中產生的即興新聞，總是在得不到官方明確答復前就甚囂塵上，與暗示一樣對群眾的心理感受有關，甚至還傳播者仇恨。謠言影響群體心智，并將其引向恐懼和驚慌。”桂維民認為，“一紙通稿安天下”的模式一去不復返了，駟馬難追。
其三，歡迎社會組織介入，讓社會力量助力政府解決危機。桂維民認為，這個社會力量的主要角色，首當其沖是媒體，其次是律師、工會婦聯組織、NGO等。“令人遺憾的是，政府處置群體性事件時，總有個誤區，覺得媒體和律師、工會等社會組織都是來添亂的。”然而，桂維民注意到，在許多群體性事件中，無論警方、法院和政府怎么解釋，民意總是一邊倒向弱勢群體。這時，唯有民眾相信的社會力量的介入，才能化解這場信任危機，并能減輕政府“單挑”的壓力。因此，平時政府不要對這些社會組織“招之即來，揮之即去”，須知，喪失公信力的社會力量，最終也無法幫上政府。
其四，現場處置技巧，第一步把圍觀的人和直接參與者隔開，第二步再把里面的人群盡可能分隔開。“否則，聚集者數量越大，有英雄感的人越多。萬人聚集，黑壓壓一片，最容易使現場失控。”桂維民說，處置技術要以不發生暴力為第一目標，盡量避免軍事化和政治化，其次在不背離法治精神的前提下，必要的妥協，不僅是策略，也合乎情理。有一位縣委書記，把群體事件中的主要抗議者邀請金辦公樓談判，把他們與現場群眾隔離開來。然而，縣委書記親自給他們倒上茶，點了煙，拿出平等的姿態，友好協商，很快就達成協議。隨后他們手牽著手走出辦公室，群眾看到這個情景很快也就散去了。
分析2005年河北“定州6.11暴力事件”案例時，桂維民注意到：政府勇于向群眾承認錯誤，賠禮道歉，特別是對少數村民以前的過激行為一律既往不咎，不搞“秋后算賬”——這就是一種妥協。“我們不希望出事，但真出了事，也沒什么可怕的。”桂維民說，從另一個角度說，這是轉型期社會沖突的“減壓閥”，壓力宣泄了，就不會出現大的危機。
“了事”新思維
在《應急管理十日談》一書中，桂維民列舉了兩種不可取做法：一是，在一些領導干部中有一個默認的“成功標準”：就是快速把勢態壓住，至于手段是否合法，對今后社會管理會造成什么影響，甚少探究。二是，有的地方只要能快速平息，要錢給錢，還美其名曰“人民內部矛盾考人民幣來解決”。這樣，有錢的“闊政府”超出政策界限花錢買穩定，就給貧困的“窮政府”和單位提出難題，也給其他地方“擺不平”制造了口實。“如果‘穩定’桂維民變成這樣一種消極的‘社會控制’，就必然導致買‘穩定’的價碼越來越高。”桂維民如此警覺。
仔細分析，以上兩種做法都是“抹事”，而非“了事”。
“抹事”只會按下葫蘆浮起瓢，掩耳盜鈴一般可笑。對這種“抹事”的官員，應當問責，雖不是違法行為，但組織部門應該給予行政記過或警告，甚至免職，本質上這是在逃避責任，而不是“正視問題、直面民意”。一個地方出現了“群體性事件”，地方黨政領導就負有政治責任，如果事發前不是他們“能拖就拖”、“能躲就躲”、“能捂就捂”、“能推就推”，亦不至于“小事拖大，大事拖炸”。事發后，又“抹事”，并未把政治責任放在眼里，屬于“責加一等”。
2010年發生的較大的群體性事件還有：天水市甘谷縣新興鎮謝家村征地案，江蘇邳州市拆遷案，海南臨高縣博厚鎮龍富村群眾集體到省政府上訪，浙江省瑞安市塘下鎮沖擊儀表廠案，岳陽市開發區圍堵美特瑞電子廠案，云南廣南縣壩美鎮八達村蔗農圍攻冠桂糖業公司案，昆明市五華區城管和民眾沖突案等等，“群體性事件”進入一個高發階段，越發顯示維穩的重要性，亦越發需要維穩新思維，怎么樣應對“群體性事件”事關每一個公民的切身利益。“抹事”只會按下葫蘆浮起瓢，“了事”思維應成為維穩主旋律。
問題是，怎么“了事”呢？王學輝開出“5策”：一、建立健全改革成果共享機制；二、暢通利益表達機制，建立一個有效的協商對話平臺；三、利益表達法治化，糾紛解決法治化——將產生群體性事件的最初矛盾糾紛納入法治途徑解決，一方面是對法治的尊重；另一方面是防止公眾對群體性事件表達利益訴求的依賴；四、轉變“對立”觀念和“專政”思想，倡導平等對話——摒棄那種矯情的“為人民服務觀念”、“公仆觀念”以及“父母官觀念”，形成公權力與公民權平等的觀念；五、建立健全社會保障機制讓處于弱勢群體的社會階層享受更多的保障以達到實質正義的要求。
顯然，王學輝開出的“藥方”有治本之謀。
我們來看，桂維民提出的對策，先是“治標三策”：一是建立社會沖突風險預警機制，當壓力超過社會系統的耐壓能力時，建立一種“安全閥”制度，釋放敵對情緒；二是創新信訪制度；三是引導社會心理。桂維民認為，情緒宣泄室社會心理獲得健康的重要“營養素”，通過適宜的機會和平臺，讓公眾宣泄敵對和不滿等消極情緒，讓人們理順不良情緒，恢復心理平衡，避免被堵塞的敵意傾向的積累。
還有“治本四策”：一是健全利益公平分配和補償機制；二是建立完善的利益表達機制；三是健全法律和調解的救濟渠道；四是建立民主協商的公開與參與機制。仔細對照，記者發現，作為學者的王學輝和作為“學者型官員”的桂維民，兩個人都提了4條治本對策，盡管表達有所差異，但每一條都可以一一“對號入座”，可謂“英雄所見略同”。電話采訪中，王學輝甚至將“了事”上升到“善治”的高度。在他看來，應對群體性事件，“了事”不僅指政府對民眾利益的兌現，對民心的撫慰，還應指向“善治”。
從學理分析，“善治”指的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會管理過程，其本質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與公民對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的一種新穎的關系，是兩者的最佳狀態。那么，有“善治”，則群體性事件就少發生，或者發生了，有“善治”，也能“案結事了”，疏民怨，平民憤，保民利，安民心。“一個民族，如果有境界、有追求、有理想、有抱負，就不至于熱衷于‘窩里斗’，就會以一種積極向上的精神面貌去爭取民族復興、大國崛起。”王學輝說。
載《南風窗》2010年歲末特刊
(聲明：本站所使用圖片及文章如無注明本站原創均為網上轉載而來，本站刊載內容以共享和研究為目的，如對刊載內容有異議，請聯系本站站長。本站文章標有原創文章字樣或者署名本站律師姓名者，轉載時請務必注明出處和作者，否則將追究其法律責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