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參、眾兩院3月5日、6日分別全票通過《1930年關稅法》修正案，要求賦予美國政府對來自非市場經濟國家的產品進行反補貼調查和征收反補貼稅的權利。修正案意在推翻2011年12月19日美國聯邦巡回上訴法院就中國出口美國的非公路用輪胎司法訴訟案作出的判決。該判決依照《1930年關稅法》認定，美國商務部不能在視中國為非市場經濟國家的情況下對其進行反補貼調查。盡管修正案需經總統奧巴馬簽署之后才能成為一項新的法律，但是在當前美國經濟不景氣、失業率高達8%以及正值大選之年的背景下，通過這樣一項保護主義的法律修正案沒有太多懸念。

　　金融危機使美國經濟遭到無情重創，在嚴峻的經濟形勢面前，奧巴馬總統領導下的美國已經變得更加保守和內向，從步步緊逼人民幣匯率升值，到決定成立針對中國的特殊監督機構，再到為非市場經濟國家實施反補貼立法，美國在加緊構筑貿易保護主義的大堤。可以肯定地說，新的法律修正案將是中美貿易摩擦的又一引爆器，它意味著中美貿易摩擦將升級到一個新的水平。

　　對中國來說，國外反補貼比反傾銷帶來的傷害可能更大，因為補貼涉及政府行為。反補貼立法限制了中國政府扶持產業的行為能力。再者，國有企業的貿易行為也可能要受到更嚴密的監督和嚴格的規范。對美國來說，對中國動用反補貼這個武器，是遏制中國使用戰略性貿易政策的一個針鋒相對的舉措。戰略性貿易政策旨在通過政府對特定產業的干預影響市場競爭的平衡，達到獲取規模經濟利益、轉移貿易利潤、爭取有利市場地位的結果。此類政策對渴望建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新興戰略產業的國家政府來說極具吸引力。日本、韓國都是戰略性貿易政策的成功實踐者。

　　如今，補貼作為戰略性貿易政策的主要工具已經成為中國與歐美國家貿易摩擦的一個核心問題。這里涉及中美兩國促進產業發展機制的根本不同，反映的是基本經濟制度不同所造成的差異。美國產業發展基本依靠的是市場機制。美國有高度發達的金融市場和風險投資機制，新創意、新企業即使存在高風險也不乏資金追逐；美國的勞動力，特別是熟練工人和企業家的流動性很強；同時，基礎研究成果商業化的渠道暢通無阻，因此阻礙資本、勞動流向新興產業的障礙很小。但是，中國的市場經濟制度尚未完善，無法像美國那樣通過市場有效配置資源。因此，補貼與反補貼是兩種不同體制的碰撞。要進一步深化中美兩國貿易就無法回避這類體制機制的不同。

　　過去30年，中國出口拉動經濟增長的戰略獲得了極大的成功，一個重要的前提條件是國際體制對中國總的來說是有利的。美歐均支持中國融入世界經濟；國際市場，特別是歐美市場對中國基本是開放的，盡管也存在限制，但總的趨勢是更加開放。但如今，隨著中美經濟變得更加相互依存，制度差異進而經濟政策差異造成的利益摩擦和沖突越發凸顯。這些沖突的增加必然損害中美貿易進一步發展的潛力。

　　美國的貿易政策經常屈從于政治壓力，也就是特殊利益集團的壓力而偏離自由貿易的基本原則。尤其在美國制造業喪失了大部分國際競爭力，奧巴馬總統要以美國制造業為開端，為建立長盛不衰的經濟制定藍圖的時候，保護主義的壓力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強大。但是，保護主義容易使國家喪失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利益。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是，離開中國市場，奧巴馬總統提出的五年出口翻番的計劃很難落實。

　　（作者系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