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天津市天海貨運代理有限公司。
被告天津市紅橋區宏川物流配貨中心。
被告郭健。
原告訴稱，2004年6月，配貨中心委托原告代理出運一票貨物，起運港為天津港，目的港為臺灣高雄港。原告接受委托后代為向承運人天津海運股份有限公司訂艙，貨物配載于SKY FORTUNE輪102A航次，承運人簽發了TMSTT102K0200號提單，現貨物已安全運達，海運費為1,425美元，人民幣費用為1,765元。配貨中心對欠費事實無異議，但無故拒不付費，其行為已構成違約，應依法承擔責任。配貨中心系被告郭健投資設立的個人獨資企業，按照法律規定，郭健應對配貨中心的債務承擔無限償還責任。因此，請求法院判令：1、被告配貨中心向原告支付拖欠的海運費1,425美元、人民幣費用1,765元（兩項合計為13,592.5元人民幣）及相應的利息；2、兩被告對上述債務承擔連帶償還責任；3、本案訴訟費、保全費、證人出庭作證費、調查費等由兩被告承擔。
被告配貨中心庭審時辯稱，我中心于2004年5月25日將委托書電傳給原告，26日送交原件，因是運費預付，所以同時附帶一張原告空白支票，現在支票上的字是原告填寫的，支票退票是原告未通知我中心造成的。我中心于2004年6月9日已經以現金方式支付了運費并取走了發票，因此我中心不欠原告任何款項。企業之間也可以以現金方式結算，發票的作用有三個：付貨的憑證、付款和收款的憑證、報稅。原告給我中心開具發票說明我們已經履行了付款義務，發票是我們已經付款的憑證，請求法院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被告郭健辯稱，配貨中心是我個人開辦的個人獨資企業，依法受法律保護，按《個人獨資企業法》的規定，我對自己投資的企業所產生的債務承擔無限責任，在企業資產不足清償債務時以個人的其他財產予以清償，因此我無需再為配貨中心的債務承擔另外的償還責任。本案糾紛是配貨中心的企業行為而非我個人的行為，因此我不應以自然人的身份為配貨中心再承擔責任,請求法院撤銷原告對我的訴訟。
天津海事法院經審理查明，2004年5月，配貨中心委托原告代理出運貨物，原告接受委托后代為向承運人天津海運股份有限公司訂艙，承運人于2004年6月5日簽發了TMSTT102K0200號提單，貨物安全運達，發生海運費1,425美元、人民幣費用1,765元。被告郭健于6月9日自原告處取走上述費用的發票并承諾6月29日付清費用，7月28日被告配貨中心給付原告13,592.5元發票一張，后因帳戶存款不足該發票未能兌現。
還查明，配貨中心系個人獨資企業，投資人系被告郭健。
天津海事法院認為，被告配貨中心委托原告代理出運貨物，原告接受委托后依約履行了受托義務并墊付了相關費用，有權向被告配貨中心主張償還，被告拖欠不付系違約行為，應依法承擔違約責任。按照有關規定，貨主向貨代公司繳付款項后，貨代公司應開具相應發票，但在貨運代理業務中，貨代公司先開具發票，貨主后付款的情況也司空見慣，因此原告開具了發票不足以證明被告配貨中心必然已經繳付了相應費用，且企業之間以現金方式結算也不符合企業財務結算辦法的規定，因此被告所謂已經以現金方式支付了原告海運費的主張缺乏證據支持，理由不能成立。
被告郭健系被告配貨中心的投資人，依照我國《個人獨資企業法》的規定，配貨中心的財產為被告郭健個人所有，被告郭健也應以其個人財產在配貨中心的財產不足以清償債務的情況下承擔無限責任。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八十四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獨資企業法》第三十一條的規定判決如下：
一、被告天津市紅橋區宏川物流配貨中心給付原告代墊海運費1,425美元、人民幣費用1,765元，并支付該款項按中國人民銀行同期存款利率計算的自2004年6月5日至判決確定的給付之日止的利息。
二、被告天津市紅橋區宏川物流配貨中心給付原告訴前財產保全申請費損失180元。
上述款項自判決書生效之日起十日內付清。
三、上述款項逾期不付，按《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二條的規定加倍支付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
四、被告郭健在被告天津市紅橋區宏川物流配貨中心的財產不足以清償債務的情況下以其他個人財產對原告承擔無限責任。
本案受理費人民幣554元，由被告天津市紅橋區宏川物流配貨中心負擔。
兩被告不服一審判決，向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經審理，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法官評析]：本案爭議焦點在于被告配貨中心是否在取走發票時以現金方式支付了原告海運費。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發票管理辦法》第三條規定，發票是指在購銷商品、提供或者接受服務以及從事其他經營活動中開具、收取的收付款憑證，因此一般來講發票具有證明款項已付的作用。但在國際海運貨運代理業務中，海運費的結算貨幣為美元，而我國又對外匯進行嚴格管制，依據《國家外匯管理局關于國際海運業外匯收支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第二條的規定，貨主向境內貨代公司支付國際海運運費及相關費用時，應持國際運輸業專用發票（購付匯聯）向外匯指定銀行申請，從其外匯帳戶中支付或者購匯支付。由此可見，在國際海運貨運代理業務中會出現這種與其他行業不同的先開票后付款的現象，從證據學的角度看，本案被告配貨中心持有的海運費發票對于其付款而言僅是間接證據，按照我國有關證據的基本原理，一份間接證據不能直接證明案件事實，間接證據只有在形成證據鏈條的情況下才有證明案件事實的作用，原告發票記錄本上“取走發票9/6郭健”的批注只能證明郭健領走發票，在被告配貨中心未提供任何運費支付憑證的情況下，不能推定運費同時已付清。
依據中國人民銀行《現金管理暫行條例》第三條、第五條的規定，開戶單位之間的經濟往來，除一千元以下的零星開支可以使用現金外，應當通過開戶銀行進行轉帳結算，本案運費13592.5元，不屬于可以現金支付的范圍，因此被告配貨中心稱已向原告支付了現金的主張也不能成立，一、二審法院的判決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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