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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傷認定條件的解釋基準

作者： 蘇州大學法學院教授 章志遠 

近年來，隨著招商引資、企業改制和農村剩余勞動力流轉加快，各地法院受理的涉及民生的工傷認定行政案件日漸增多。這類案件的審理不僅關乎勞動者合法權益的維護，也涉及用人單位用人成本的增減，甚至還影響到社會的穩定與和諧。尤其是在我國勞動用工制度尚不健全、相關法律規范充斥大量高度不確定概念的背景下，如果不能及時、準確地作出工傷認定，很容易激化矛盾，甚至引發社會極端惡性事件。在工傷認定行政案件中，最棘手也是最關鍵的問題就是對工傷認定條件的正確理解。由于《工傷保險條例》對認定工傷的情形規定比較原則，因而無論是勞動社會保障部門還是人民法院都需要對相關條款進行解釋。從這個角度來說，在理論上尋求工傷認定條件的解釋基準就顯得極為必要。筆者認為，勞動社會保障部門和人民法院在解釋工傷認定的條件時，至少應該堅持以下三項基準：

    一、恪守立法原意準則

  　　準確捕捉和遵循《工傷保險條例》的立法原意是工傷認定條件解釋的首要基準。與1996年原勞動部發布的《企業職工工傷保險試行辦法》相比，《工傷保險條例》的規定明顯體現出對勞動者權益的傾斜性保護。也就是說，無論勞動者對其所受傷害是否存在過錯，只要不是主觀故意，都應認定為工傷。特別是適用法律和認定事實模糊不清時，一般都需要對工傷職工的利益予以傾斜保護。這種立法原旨的形成是基于對我國當下勞動法律關系雙方當事人地位懸殊的深刻體察。相對于用人單位而言，勞動者始終處于弱勢，為勞動者提供勞動保護和工傷保險待遇是每一個用人單位的基本義務。而用人單位通過參加工傷保險，也能夠起到分散賠償責任、降低行業風險的作用。為此，勞動社會保障部門和人民法院在解釋工傷認定的條件時就必須自覺遵循勞動者利益傾斜保護原則。

  　　實踐中，經常發生勞動者在上下班途中因亂闖紅燈等違反交通規則而導致傷亡的情形，有的勞動保障部門往往以此為由拒絕認定為工傷。實際上，這種做法恰恰違背了立法原意。不消說治安管理處罰法已經明確將交通違章行為排除于治安違法情形之外，即便是當事人在獲得交通事故賠償之后，也仍然可以享受工傷待遇。又如，有的勞動保障部門對“工作原因”、“上下班”等立法用語進行非常狹隘的解釋，把勞動者“串崗”、“早到早退”等情形一概不認定為工傷。其實，無論勞動者是在自己的崗位上還是在別人的崗位上發生傷害，只要是為單位工作而發生傷害，都應當認定為工傷。勞動者即便是提前到崗，也是出于工作目的，更何況一些工作本來就是計件付酬的；勞動者提前下班固然違反了單位的勞動紀律，但提前下班的途中仍然是“下班途中”，不能因為勞動者違反單位勞動紀律就否定其應該享有的工傷保險待遇。再如，將職業病直接認定為工傷體現出國家對勞動者的特殊關懷。然而，實踐中一些勞動保障部門往往將“患職業病”機械地理解為在崗期間被診斷、在現行用人單位所發生，把那些退休后被診斷為職業病以及難以查清究竟何時染上職業病的勞動者排除在工傷保險對象之外，從而加劇了勞動者的職業風險。因此，恪守勞動者利益傾斜保護是工傷認定條件解釋的首要基準。

  　　二、符合生活情理準則

  　　一般來說，民事活動除了要遵守法律規定之外，還必須遵從民間習俗、生活習慣等自然法則。由于工作、勞動涉及每一個勞動者的日常生活，因而也必須照顧到一般的生活情理。就勞動保障部門及人民法院的工傷認定而言，雖然是公權力活動，但在依法認定的同時也必須慎重考慮民眾的生活習俗，對很多事故傷害作出合乎情理的判斷，真正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尤其是對于工傷認定的三個基本要素“工作時間、工作場所、工作原因”以及“上下班途中”等關鍵用語的解釋，必須充分照顧到我國普通勞動者的日常生活習俗。

  　　在當前工傷認定行政案件的審理中，經常出現勞動者上下班時間因接送孩子上學放學或者順便去菜場買菜甚至赴宴途中受到事故傷害的情形。糾紛發生之后，用人單位甚至勞動保障部門往往都糾纏于“非上下班途中”或以不是“合理時間、合理路線”為由認為這些情形都不屬于工傷。筆者認為，隨著國家計劃生育政策的推行以及人口流動的加快，現代中國城市家庭已以典型的“三口之家”居多。如此一來，在上下班途中順便接送孩子、下班途中去菜場買菜即屬人之常情，也是當下中國普通勞動者艱辛生活的真實寫照。因此，即便是繞路接送或買菜甚至赴宴，都應當從寬解釋為“上下班途中”。

又如，對于上班時間上廁所而發生事故傷害的情形，一些地方的勞動保障部門往往以上廁所是“私事”為由拒絕認定為工傷。事實上，上廁所不僅是勞動者正常的生理現象和需要，而且勞動者本來就享有法定的獲得勞動安全衛生保護的權利。勞動者不僅在工作場所上廁所受傷害需要認定為工傷，而且如果因為用人單位沒有為勞動者如廁提供方便，勞動者就近在工作區域外如廁受傷害也應當認定為工傷。此外，實踐中也經常出現在陪同用人單位客戶吃飯、娛樂過程中發生事故傷害而申請工傷認定的情形。對于這種情形既不能簡單地以非工作原因為由而拒絕認定工傷，也不能一概擴大解釋為工傷，比較適宜的做法是根據生活情理進行判斷。如果受害者的崗位職責就是“接待陪同”，或者事后經過單位職代會或工會組織通過合法程序予以追認，則可以視同工傷。特別是在企業內部分工日益細密、市場競爭日漸激烈的背景下，成立專門內部機構招募專門人員從事公關、接待事務已經成為普遍現象。由此可見，立足中國國情、充分考慮中國普通勞動者的生活常理是工傷認定條件解釋的又一重要基準。

  　　三、適應社會需要準則

  　　任何法律規范的制訂都只是對特定歷史階段社會關系的記載。我國現行《工傷保險條例》的頒行已歷時5年多，在這期間，與勞動保障、工傷認定有關的法律、法規或修改或制定，更不消說突如其來的國際金融危機對國內企業經營及勞動者就業的巨大沖擊。因此，對工傷認定條件的解釋運用就離不開對具體社會情境的準確把握，就不能不考慮適應社會發展的現實需求。

  　　《工傷保險條例》第二條明確規定我國境內的各類企業的職工和個體工商戶的雇工均享受工傷保險待遇，且該條例第六十一條中將職工的范圍界定為與用人單位存在勞動關系（包括事實勞動關系）的各種用工形式、各種用工期限的勞動者，但在行政審判實踐中有關工傷認定對象范圍的爭議仍然十分突出。例如，超過退休年齡的勞動者、在校實習生、掛靠車輛的司機等勞動者發生的事故傷害，是否在認定范圍之內？對這些特殊群體的勞動者，在進行工傷認定時就必須堅持適應社會發展需要原則進行解釋。特別是在市場競爭激烈、就業壓力巨大的社會背景下，應當堅持社會需要原則，只要是在用人單位實際工作的勞動者，無論年齡、身份，都應當一視同仁地予以保護。又如，對于一些相對自由的勞動者（如記者等）或者沒有固定工作場所的勞動者（如推銷員、維修工等），在工作時間及工作場所等工傷認定核心要素的解釋上就應當充分考慮到這些勞動者工作的特殊性，作出與社會發展實際需要相吻合的合理解釋。

此外，行政審判實踐中還出現了很多因非傳統意義上的機動車輛（如電動自行車、電動三輪車等）而發生事故傷害申請工傷認定的案件。從社會發展的實際需要來看，行政執法機關和司法機關就不能靜止而孤立地理解法律條文所規定的“機動車”，而把這些速度較快的新式交通工具所造成的事故傷害排除在工傷之外。世易時移，法律用語的解釋只有植根于豐富的社會實踐，才能感知時代發展的脈搏，進而縮短法律文本與社會發展之間的距離。因此，適應社會發展需要同樣是工傷認定條件解釋的又一重要基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