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國企業公益意識不斷提升，參與公益熱情不斷高漲。作為公益事業最重要的參與主體之一——企業，對公益活動參與究竟如何？我國又該如何引導企業參與公益呢？
相比于國外，國內企業公益事業受到法律法規配套滯后、企業公民意識偏弱等因素影響，還處于相對初期的階段。友成企業家扶貧基金會和零點調查公司開展的一項調查顯示，國內企業公益事業尚處在起步階段，企業公益指數得分僅為44.0分，處于“不及格”狀態。
友成企業家扶貧基金會常務副理事長、經濟學家湯敏認為，我國企業公益事業不僅規模過小，而且從事公益活動的廣度和深度上都還存在不足。具體表現為企業缺乏公益戰略部署，缺少系統、固定的公益計劃；企業公益行為的組織化程度不高，與公益慈善組織缺乏合作。
企業公益關注面過窄，集中關注扶貧、救災和教育援助
調查發現，從公益事業關注的廣度上看，國內企業公益投入領域多集中在扶貧、救災與教育援助領域。與國外相比，國內企業對環保、健康等領域關注還偏低。
可喜的是，隨著國內企業公民意識的提升，部分企業已經開始設立或者參與一些基金會，從而更系統、更廣泛地關注公益事業的方方面面。而在這方面，一些國外企業則更為成熟。比如日本豐田公司，從1989年就開始進行有關生物事業的基礎研究，主要是以農業生態為主要研究對象。2001年，豐田成立了一個與汽車毫不搭界的部門——生態綠化事業部，從2001年開始啟動了“中國首都圈環境保護示范基地”的工作。在參與河北豐寧小壩子鄉的治沙工作中，與簡單捐錢、植樹做法不同，豐田規劃并實施了一個總投資約3300萬元、長達10年的水土改造計劃。通過10年的不懈努力，該項目共植樹造林45000畝。
湯敏認為，現在不少企業成立或者參與一些基金會，開始更廣泛地關注社會的各個方面，特別是社會發展中的薄弱環節。還有部分企業利用自身的資源與技術優勢，從事一些非營利性的活動，這都是積極的變化，但總體上仍然規模偏小。
部分企業捐贈之后不再關心款物去向，存在資金使用效率偏低等問題
調查還發現，國內大部分企業都無法根據自身組織結構和經營特點，制定較為系統、完善的企業公益戰略。企業的公益行為往往以臨時應對為主，只有少數企業有制定年度公益投入計劃的慣例。
湯敏認為，國內企業公益活動具有明顯的事件性、臨時性的特點，企業參與往往與一些突發事件和自身經營業績有關。他認為，要將企業社會責任做好，并非突發事件期間捐錢這么簡單，要取得好的效果，就要有專業化的運作并堅持可持續發展的目標，最好專注于某一個或某幾個領域，把項目做專、做深。
豐田公司在公益事業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正是源于對生態環境的持續關注。
由于國內企業公益活動的關注深度不夠，大量公益事業的功能都停留在“輸血”這個層次，“造血”功能嚴重不足。資金的使用效率偏低，效果的可持續性差。
以往企業捐贈之后，不再關心款物的去向，隨著企業參與公益的形式越來越豐富，企業越來越在乎公益資金的使用效率，對公益事業的參與深度在加深。
據空客(中國)公司新聞總監陶文革介紹，2008年公司正式設立了“空中客車企業公益基金”。該基金的啟動資金為250萬歐元，主要用于支持三個方面的活動：救災和社區建設、青年人才培養以及環境保護。他告訴記者，公司每一項公益活動都是在規劃中的，都有連貫性，而且也非常注重救助實效，每年都要對項目效果進行認真的評估。
鼓勵企業做公益，關鍵是完善政府對公益組織的管理，建立公益組織與企業的互信
湯敏認為，國內企業對公益活動參與的廣度和深度普遍不夠，主要問題并不在企業。他認為，公眾并不能苛求企業，因為企業的主業是做好自己的經營，社會的分工就是要求公益事業主要應由專業化的公益組織來完成。
“要提升企業的公益事業水平，關鍵是解決社會的組織化問題和完善對公益組織的管理。”湯敏說。
10多年前，湯敏等經濟學家就曾聯合部分企業家在農村地區發起成立小額貸款公司。“這樣的扶貧事業比起單純的捐贈當然要好得多，但遇到的各種政策壁壘很多。”湯敏說。比如，小額貸款公司設立的審批程序非常嚴格，小額貸款公司依照政策不能吸納存款，資金會出現嚴重不足。
此外，企業與公益組織合作的互信機制不夠，也嚴重制約了公益事業的健康發展。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范志勇認為，政府在稅收政策方面還要給予更多的引導和扶持。由于目前納稅人公益捐贈稅前抵扣限制較多，捐贈對稅收的抵扣不多，造成了對企業公益事業激勵不足。他認為，在目前企業所得稅優惠為主的基礎上，還有必要增加對其他稅種的優惠支持力度。
范志勇還認為，政府在引導企業公益事業中，要明確定位，合理制定政策，給予公益組織更大的活動空間。同時，政府也要提供部分資金支持和基礎信息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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