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成思：國寶級知識產權衛士
人物小傳
鄭成思,第九屆、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法律委員會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
科學院知識產權中心主任,法學研究所研究員、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著名法學家。
1944年12月出生于云南昆明,1968年畢業于北京政法學院法律系,1979年5月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工作。1986年被國際版權學會聘為顧問,被英國牛津《歐洲知識產權》雜志和倫敦《世界版權》雜志聘為國際編委,被國家人事部授予“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稱號;1989年被國務院授予“全國先進工作者”稱號;1993年被中國版權研究會推選為副理事長;1994年被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列為仲裁中心仲裁員;1995年被國際知識產權教學與研究促進協會推選為七位執行委員之一;1997年榮獲國家教委、人事部“全國優秀留學回國人員”稱號;2001年、2004年當選為中國法學會知識產權法研究會會長;2003年受聘為英國愛丁堡大學知識產權與技術法研究中心顧問委員會委員;2004年―2006年連續三年被英國《知識產權》雜志評為“世界上最有影響的50位知識產權界人物”之一;2006年被中國社會科學院推薦為“全國杰出專業人才”候選人。曾作為黨的十四大、十五大代表,兩次出席黨的全國代表大會。
2006年9月15日清早,北京八寶山殯儀館蘭廳告別室門前排起了一千多人的長長隊伍。人們從全國各地，有的從英國、澳大利亞遠道而來,甚至來不及撣去旅塵,就為與一位學者、一位國寶級的知識產權衛士――鄭成思見最后一面。
“鄭成思是世界一流的知識產權專家,在中國,他是‘知識產權保護之父’。”隊列中的香港中文大學法律學院教授彭道敦悲傷地說。
“9月11日,注定已經成為歷史上一個特殊的日子,早晨,接到了關于你逝世的消息……這一天,我們的心、我們的靈魂、我們的意識都隨你而去了……我們就像一群迷失方向的孩子。
“還不到62歲,正是可以釋放你厚重的積累、展示你淵博的學識、袒露你寬廣的胸懷、散發你迷人的魅力，教誨年輕學子、輔助后生才俊、服務決策機構、恩澤普通大眾的最佳時節,你卻走了。走得那樣匆忙、那樣悄無聲息,那樣決絕而義無反顧,沒有給那些景仰你、崇拜你、依賴你、牽掛你的人留下一絲選擇的余地……你走了,中國的知識產權人無不震驚、無不悲傷、無不惋惜、無不嗟嘆!你走了,中國的知識產權學界失去了一位良師,一位益友,一根頂天立地的支柱,一座在暗夜中指引航程的燈塔,一片充滿盎然生機的綠洲,一座可以讓擁戴者依靠、令反對者畏懼的高山；你走了,中國乃至世界上相當一部分得益于知識產權的人會感到彷徨和孤單,因為他們少了一個勇敢的衛士,少了一個不圖任何回報而愿為知識產權事業獻出生命的巨人的陪伴。”
中國社會科學院知識產權中心全體60位師生“哭送鄭老師”一文,讓在場人跟著流淚。
“鄭成思先生的追悼會幾乎讓法學界、知識產權界的代表聚齊了,開年會都沒有來得這么齊。”專程從武漢趕來的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校長吳漢東感嘆連連。
鄭成思,全體中國人都正在或將要受惠于他的貢獻,多數人卻不知道他的名字。大家都認識到沒有核心技術、沒有自主知識產權就沒有中國的國際地位,然而,在引進知識產權保護理論中起到啟蒙作用的鄭成思,人們對他的了解太少太少。
鄭成思是怎樣走上這條研究道路的?怎樣攀上知識產權保護事業高峰的?
讓我們從他的早年經歷說起。
在礦山堅持學英語
鄭成思1944年12月出生于昆明。他的父親鄭伯克早年是中共地下黨員,在云南從事地下工作,解放后曾任商業部副部長。鄭成思在家中排行老二,上面有一個姐姐,下面有兩個弟弟、一個妹妹。1963年,鄭成思該高考了,醫院誤診他患有肺結核,耽擱了備考時間。鄭成思無可選擇,考入北京政法學院法律系。
“本來他不想學法律,人生之路就這樣定了。”鄭成思的女婿張斌對記者說。
有了這番經歷,鄭成思知道上大學的機會來之不易,于是特別珍惜時間。同學們課余時間去唱歌、跳舞,他不去。鄭成思的同學、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黨組成員趙岸青回憶說:“鄭成思上學時從來不把時間浪費在人際交往上。那時,他在我們班是學習委員,非常勤奮、刻苦,手不釋卷,在我們班威望特高。”
1968年,鄭成思畢業了。這一年的9月,鄭成思和同學們來到黑龍江軍區“五七”農場接受勞動鍛煉,這個農場在木蘭縣的一個深山老林里。“當時,很多人認為,知識無用,但鄭成思始終認為,知識總會有用,所以他在農場里不忘學習。”趙岸青說。
1970年3月,鄭成思被分配到雞西柳毛礦，整天在礦山里打礦石、放炮、采石、推礦車,身體雖然很瘦,但什么活都干。
其時,鄭成思的父親已經被打倒,沒有工資,弟弟妹妹都去插隊,只有姐姐留在家里,生活很困難。
命運出現轉折的時候來到了。有一天,礦里技術科交給鄭成思一份車床說明書讓他翻譯。鄭成思后來曾在一篇文章中說:“這份說明書后來幾乎改變了我的后半生之路。”
中國當時從國外進口設備非常少,沒有中文說明書,設備不能使用。
壓力變成了動力。國家需要,這是理解鄭成思一生的鑰匙!
鄭成思決心自學英文。他給父親過去的同事寫信求助,人家幫他寄來了一本英文版《湯姆歷險記》。
“10多人一屋的集體宿舍里,晚上熄燈了,他自己點上床頭小油燈,開始讀英文,經常是一點以后才睡。”鄭成思夫人杜麗英回憶說。
書總歸要還人家,于是,鄭成思開始抄《湯姆歷險記》全文,并把書中有哲理的句子、習慣用語抄在小本上,裝在褲袋里,一有空,就拿出來讀。書還回去以后,鄭成思又開始把自己手抄的這本英文書翻譯成中文,再和已出版的中譯本作比較,漸漸地,他的英文水平開始增長。
鄭成思常說,他從未上過一天外語“強化班”或培訓班。他能在國際會議上流利地發言,翻譯知識產權著作,完全靠自學。鄭成思對一個學者的外語能力看得很重:“學術研究,要有深度和廣度,不掌握一門以上外語難以做到,知識產權研究尤其如此。”
1975年4月,鄭成思回到北京,先后在北京外貿學院、外文出版事業管理局任宣傳干事。
1979年5月,鄭成思終于調到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國際法室工作,開始從事與所學專業有關的工作,此時,他接近35歲。
與知識產權研究結緣
剛剛對外開放的中國,開始與聯合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建立起初步聯系,中國代表團有一次開會回來,帶回一本《有關國家商標法概要》。當時,國內正著手制定商標法,為了借鑒國外已有的條文,商業部、貿促會等單位組織人力,想把這本書翻譯成中文。這本書有240頁,而且是大16開的,鄭成思被領導趕鴨子上架,開始了半年艱難的全神貫注的翻譯歷程,甚至在1979年8月,大女兒出生時,他都沒有在醫院陪伴。
通過翻譯這本書,鄭成思把國際上最新的知識產權制度首次引入中國。
改革開放需要人才。國家開始選派優秀人員出國留學。鄭成思靠著自學的這點英語,順利通過了出國英語統考。1981年,鄭成思作為中國第一位法學領域的留學生到英國倫敦經濟學院法律系學習。這個學院很有名,20世紀30年代,中國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曾在此學習,這也是鄭成思選擇該校的一個理由。第二個理由是那時該校的教師柯尼爾出版了在發達國家很有影響的知識產權教科書《專利、商標、版權與有關權》。
這一年,鄭成思在《歐洲知識產權評論》上發表了他的第一篇論文。正是從那時起,鄭成思對知識產權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1983年,鄭成思學成回國。
翌年5月,鄭成思寫完了《工業產權國際公約概論》一書,這是他寫的第一部專著。在出版時,遇到了一些困難。畢竟那時,人們對知識產權了解不多,鄭成思也沒有什么名氣。杜麗英回憶說:“他當時拿著書稿,找了很多家出版社,人家都不給出,后來,找到北京大學出版社,張曉秦編輯答應了,1985年8月,這本書得以問世。”這部著作是國內首部論述工業產權世界性與地區性公約的專著,后來被《中國國際法年刊》評價為“填補了我國在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研究領域的空白”。
1984年,鄭成思又翻譯了P・D・羅森堡的《專利法基礎》一書,這本譯著和他最先發表的關于專利制度和商業秘密保護的論文,對1985年我國第一部專利法及其他相關立法產生了重要影響。這一年,他還出版了國內第一部知識產權專著《知識產權的若干問題》,成為我國知識產權領域的奠基之作。之后,鄭成思在國內較早地提出了“信息產權理論”。再以后,他陸續寫出了《版權法》、《知識產權論》等著作,深刻影響著中國知識產權的研究和教學,成為我國知識產權研究史上的經典之作。
鄭成思不光研究知識產權理論,他還密切地結合我國國情開展學術研究。他先后參與了《著作權法》等法律的起草,參加了《著作權法》、《專利法》、《商標法》等法律的各次修訂。
2002年8、9月份,鄭成思帶著兩位學生徐家力、唐廣良去了日本。此時,日本剛剛啟動了知識產權國家戰略。鄭成思先后拜訪了日本特許廳\(相當于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國際貿易委員會、律師、專利代理人等,還見到了被稱為“日本知識產權第一人”的中山信弘\(東京大學法學部教授\),對日本的國家知識產權戰略進行詳細了解。回國后,在2002年底,鄭成思組織召開了一個規模很大的研討會,研討日本制定知識產權戰略問題。會后,中國社科院往國務院寫了一份報告。2005年1月,成立了以吳儀副總理為組長的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制定工作領導小組。
這一戰略有何重要意義呢?徐家力說:“知識產權立國。否則,國家不能強盛。制造業目前已經走到頂端了,要想成為發達國家,沒有完整的創新體系和制度保障是不可能的。”
對鄭成思在知識產權界所作的貢獻,吳漢東這樣評價:“鄭成思是早期知識產權文化的啟蒙者、宣傳者和開拓者,是我國知識產權事業的杰出推動者。”
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院副院長、知識產權教研中心主任劉春田教授評價說:“鄭成思較早地介紹了外國的知識產權制度,對中國知識產權的系統性研究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他是一個純粹的學者
新華社消息記載著中央對鄭成思的工作、對知識產權保護的高度重視。
2001年2月28日,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李鵬同志主持法制講座,主講人是身為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委員的鄭成思。
2001年7月11日,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同志主持法制講座,主講人還是鄭成思。
2006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進行第三十一次集體學習,胡錦濤總書記主持,主講人鄭成思、吳漢東。
吳漢東說,大家都看到報道,就在那一天,胡錦濤總書記發表了關于知識產權問題的重要講話,我國對知識產權事業的重視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從那次講完課后,鄭成思基本上就不再出家門了。“中國知識產權事業的春天來了。但是,我們卻失去了一位杰出的播種者和耕耘者。”吳漢東的思緒無限悠長。
鄭成思和吳漢東一個在南,一個在北,都是大家,所以知識產權界流傳著這樣一個說法:“南吳北鄭。”吳漢東謙遜地說:“這只能說明我們在學術上的交往和合作是成功的。我始終認為,鄭成思老師是知識產權界的第一小提琴手。”
劉春田認識鄭成思已經有20多年了。他回憶說:“我和鄭成思是益友良師,一起做研究,有時甚至爭得面紅耳赤,但爭完后,我們還是朋友。鄭成思的進取心非常強,不甘人后,這種執著刻苦的精神非常讓人敬佩。我們上世紀八十年代一起出國,在會議期間,他一直不中斷學習,他對新生事物很敏感,很關注。”
杜麗英還記得,早在1996年,家里就買了一臺電腦,是她和唐廣良一起去中關村買的。鄭成思先是跟唐廣良學上網,后來又向女兒學。他就怕趕不上時代的發展。“每天家里收到的報紙雜志他都要看,英文廣播必須聽,網上的原文資料必須看。”
徐家力是鄭成思帶的第一位博士后。他給記者講了一個故事。有一年,他寫了本書,想請鄭老師寫序。他知道,鄭老師太忙,所以就代擬了。鄭成思幽默地對他說:“你把書稿拿過來,你寫的序就不要拿了。”鄭成思逐字逐句地看完書稿,并幫他改正完里面的錯誤,才給徐家力寫序。“鄭老師的序寫得非常樸實,能客觀地分析問題,肯定成績。”徐家力說。
書生公司董事長王東臨曾與鄭成思等幾位專家打了一場知識產權官司,轟動一時。得知鄭成思去世,曾為法庭對手的他感到非常悲痛。王東臨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坦誠地說:“作為知識經濟的受益人,我一直非常感激鄭老師等人為建立知識產權保護體系所作的突出貢獻。沒有前人栽樹,我們再有天大的創新能力也是無所作為的。正是依靠初步建立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我才有可能依靠技術創新吃飯,才有今天的成就。”
對人永遠那么誠懇
“鄭成思為人特別正直誠懇。”吳漢東說,他清楚地記得1985年第一次見到鄭成思的情景。那時,他正在寫碩士論文《論知識產權制度》,誰也不認識,手里也沒有資料,就直接找到鄭成思。鄭成思熱情接待了吳漢東,還給他找了很多材料。吳漢東的這篇論文成為國內第一篇有關知識產權的碩士論文。
后來,吳漢東的博士論文《知識產權概論》也得到了鄭成思的幫助,成為國內第一本知識產權教材。
鄭成思名氣越來越大。很多人想,這樣的國際知名專家,是不是很難接觸?
河南財經政法大學國際法室主任趙貴訓說:“鄭成思沒有學霸作風。外出講課,他從來不提報酬的事,對住宿、吃飯要求特別低。”
吳漢東邀請鄭成思做中南財大知識產權中心的顧問,并請他去講課,但鄭成思因為太忙、身體不好等原因,一直沒能成行。2005年10月,鄭成思抱病來到武漢。他一看到吳漢東,就說:“我是來還愿的。”“這是他第一次來我們學校,也是最后一次來。”
說到這,吳漢東哽咽了。“我們亦師亦友,我們在武漢做知識產權研究不容易,這個學術群體得到過鄭先生的指導和幫助。君子之交淡如水,但我們的學術友誼非常深厚。”
鄭成思等幾位專家和書生公司打官司,徐家力是代理律師,官司耗了10個月時間,最后書生公司賠給每人幾萬塊錢。鄭成思一直覺得過意不去,對徐家力說:“你看,要不是為我,你自己可以多賺點。”
鄭成思的博士生劉家瑞目前在香港一家律師行工作。2001年他考取了鄭成思的博士,他向記者回憶說:“我在考博士前根本不認識鄭老師,之前,我向他主編的一本《知識產權研究》雜志投了一篇稿,后來,評獎的時候,他把我和一些有名望的專家學者放在了一起,評了個二等獎。那次一等獎是空缺的。當時,我還在華東政法大學讀研究生,我去北京領獎,發現鄭老師很謙和,拉著我,談了半個多小時,連吃中午飯都耽誤了。不張嘴時,鄭老師是一個特別和藹的老人,一張嘴,他就是學術明星,他的氣質,他的博學讓人傾倒。除了學術魅力之外,他還有一種人格魅力。”
劉家瑞說,鄭成思每年招博士生,都要到這些學生住的宿舍去看看。“那時,我們住在北京花家地,離鄭老師住的地方很遠,我們都勸他不要來了。鄭老師說:‘這是我的傳統。’”鄭成思指導學生時,每次都把學生叫到家里。“鄭老師不斷鼓勵我們,讓我們覺得自己是最好的。他對我們很親切,而且不厭其煩。在他家,我看到他每天接的電話數以百計,很繁忙。雖然事情很多,但是所有論文他都親自看,從開題到提綱制定、寫作細節、邀請答辯老師,他都親力親為。”
他對自己到了苛刻的程度
鄭成思在生活上非常簡樸。
2002年去日本那次,要見中山信弘的時候,得換西裝,徐家力發現,鄭成思帶的西裝布滿褶子,后面好像有點短,還翹著。
“不行,你這套衣服得換,要不影響中國形象。”徐家力說。
“我覺得挺好,換什么?”鄭成思不干。
徐家力想了一招,他對老師說:“我剛在國內辦了一張信用卡,也不知在國外能不能用,要不,我們去試試?”就這樣,徐家力和唐廣良把鄭成思騙到西服店,一試,特合體。徐家力毫不猶豫地就給買了下來。事后鄭成思老問多少錢。“其實,就幾百美元。”徐家力說,但是鄭成思覺得已經很貴了。“后來,在一些重要場合,他都穿這套西服,這也是他比較好的一套服裝。”徐家力不勝悲戚。
徐家力還記起一個細節。在日本,鄭成思老拉著他們去吃拉面,每天吃,吃了好多次。徐家力說:“咱們換換口味,行不行?”鄭成思說:“干嗎要換?我覺得挺好。”
“當時,拉面賣500日元一碗,可以說是日本最便宜的飯食。”晚上,沒事了,徐家力說:“要不,咱們去轉轉?”鄭成思搖搖頭,不去。“在日本那幾天,他就呆在房間里,干他自己的事。”徐家力回憶道。
在出行上,鄭成思也沒少和徐家力發生爭執。在北京,徐家力經常和鄭成思一起去開會。每次開完會,徐家力都主動提出開車送鄭成思回去。鄭成思對徐家力說:“不要因為你是我的學生,就給我當司機。沒這個必要,你趕緊忙你的,我打個車回去,挺好。”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羅東川對此深有同感。他回憶說:“我以前在北京一中院任職時,有一次請鄭老師幫忙分析一個案件,說派車去接他,他說不用了,自己坐地鐵過來。”
鄭成思的身體一直不太好。“他從小有痔瘡,大便一直不正常。凌晨三四點鐘就得起來,有時,便池里全是血。”杜麗英悲傷不已。“他起得早,還有一個原因是早上上網快。他以前睡覺一直很晚,寫到半夜,有時都一兩點了,我們都睡了一覺了,他還坐在那里寫。有時一年要寫兩本書。那時家里生活困難,要帶兩個孩子,他營養跟不上,身體透支得太厲害。有時痔瘡病犯了,他就躺在床上口述,讓我給寫,我沒時間的話,他就讓二女兒代寫,筆都寫破了好多支。”
“老鄭對自己的病太不重視。一開始,他大腿上長了一個包,老癢,到醫院去查,醫院以為是濕疹,一直治了七八年,老不好,去年鼓起來,開始化膿出血,一查已經變成了淋巴癌。今年4月底了,想做手術,5月份要開全國勞動模范表彰會,他被評為勞模代表,也是社科界的唯一代表,單位讓他無論如何得去。老鄭去了,站著照相時,強忍著疼痛。”杜麗英回憶說：“他不愛去醫院,一看排隊就煩,院里組織體檢,他也很少去。”想起這些,杜麗英泣不成聲。
今年5月,鄭成思病得身體已經很瘦弱了,躺著睡不著覺,還在背單詞。老伴杜麗英說:“人都病成這樣了,你就別背了。”他說:“能記點就記點。”
鄭成思常和學生說的一句話是:“我沒有天賦,也不是天才,我下的是死勁。”
這就是執著,這就是境界,這就是當今我們國家、我們民族千呼萬喚的毫無浮躁之念的知識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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