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迪恩訴溫賴特案-公正審判與對窮人的司法援助
根據美國憲法第6條修正案，刑事被告在法庭受審時有權請律師為其辯護。可是沒有錢聘請律師，此款憲法修正案只對有錢人有利，對于窮人來說，只是畫餅充饑。
到1932年，美國最高法院在一案判決中規定，各州法院應免費為被控死罪的窮苦被告人提供辯護律師。舒赫蘭法官在判決書指出：“在很多案例中，被告人傾訴的權利，如果不包括律師代為傾訴的權利，那么這個權利就沒有多大意義。”
但這一判決只針對窮人犯死罪案件。這樣一直到1961年吉迪恩訴溫賴特案。
吉迪恩是美國佛羅里達州巴拿馬市的一個窮人，美國實行中小學12年制義務教育，吉迪恩的學歷為8年級。1961年，他因涉嫌闖入一家臺球廳兼小型旅店行竊而被捕，被控從臺球廳內的酒吧中竊取了十幾瓶罐裝飲料、啤酒和葡萄酒，以及從自動售貨機中盜竊了總額為65美元的硬幣。
1961年6月，州地方法院開庭審理吉迪恩案，開庭前，法官按常例詢問原告和被告是否已做好出庭準備，吉迪恩回答說：本人一貧如洗，無錢請律師，所以毫無準備。
法官法庭記錄上寫下了吉迪恩提出的問題，然后將法槌重重敲下，宣布審判正式開始。
吉迪恩見法官對自己的問題不屑一顧，在審判過程中鼓起勇氣為自己做無罪辯護。但沒受過法律專業教育和律師訓練，對刑事審判的程序和規矩也不懂，對法官和檢察官嘴里蹦出的一連串法律術語更是暈頭轉向。
更不利的是，陪審團完全站在控方一邊。一般在審判之初，由法官和控辯雙方律師一起從當地居民的名單中隨機挑選出6名或12名陪審員，由這些陪審員全程聽完整個案件控辯雙方的全部陳述和辯護，然后，陪審團舉行閉門會議，對被告是否有罪進行表決。如果一致裁決有罪，即由法官依法量刑判決。如果一致裁決無罪，被告則可當庭釋放。但是，陪審團的裁決必須是一致的決定，如果有一人意見相左，即成為流審，案件必須重新開庭審理。正因如此，控辯雙方律師對挑選陪審員都極為重視。
可是，吉迪恩壓根兒就不知道自己居然擁有如此重要的權利，結果，官司尚未開始，吉迪恩就先輸了一半，處于絕對劣勢地位。
檢察官向法庭提供的主要證人是一位名叫庫克的游手好閑之徒。庫克作證說，他透過窗戶看見吉迪恩在臺球廳里；吉迪恩出來時手里拿著一瓶葡萄酒；隨后，吉迪恩到附近的電話亭打了個電話，不一會兒一輛出租車開來接走了吉迪恩。
最后，陪審團判決吉迪恩有罪，法官判處量刑范圍內最重的刑罰——5年監禁。吉迪恩也不清楚在哪兒上訴，出了法庭就進了大獄。
但在州監獄服刑期間，吉迪恩利用獄中的圖書館刻苦自學法律，特別是對與美國憲法修正案有關的法律和案例尤為用心。
吉迪恩利用法律規定的窮人免費申訴特權，在獄中用鉛筆給聯邦最高法院寫了一份“赤貧人申訴書”。但以“赤貧人申訴書”形式申訴，被最高法院立案審理的機會只有1%。在申訴書中，吉迪恩聲稱，因貧困而被州法院無理剝奪了請律師辯護的憲法權利，依照憲法第14修正案的規定，各州政府“不經正當法律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因此，州法院違反了正當程序原則，判決是不公正的。
聯邦最高法院每年收到成千上萬的上訴，真正立案審理的只能是那些具有全局性的重大憲法案例，或者據有普遍性民眾集中關注的案例。平均起來，當時最高法院每年開庭審理的案件只有140到170個左右。
但吉迪恩的上訴趕上了好年景，當時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沃倫是能動司法的代表。在60年代民權運動風起云涌的背景下，最高法院一直在尋找機會修正歧視窮人的判例。
收到吉迪恩的申訴書后，最高法院很快決定立案審理，案子稱為“吉迪恩訴溫賴特”（倒霉的溫賴特是佛羅里達州監獄的監獄長）。沃倫大法官推薦福塔斯出任吉迪恩的免費律師。
在1963年1月的法庭辯論中，福塔斯認為，在美國的刑事審判程序中律師是公正審判的一個重要因素。由于法律極度復雜，連律師打官司都需要請律師或律師團出庭辯護，可見律師的重要性。沒錢請律師對窮人極不公平，這違反了憲法第14修正案中關于對公民平等法律保護的條款。州公民的律師權應納入聯邦政府的保護范圍，而不應由各州政府自行決定。
代表佛羅里達州出庭應訴的律師不同意福塔斯的觀點，他指出：與聯邦法院不同，州法院要受理包括交通違規案在內的各種大小案件。如果聯邦最高法院硬性規定各州法院應向窮人免費提供律師，不僅意味著聯邦政府違背分權和制衡原則，干涉傳統上屬于各州政府的權力，而且將會給各州納稅人造成巨大負擔。另外，如果硬性規定各州應向貧窮被告提供律師，那照此推論下去，貧窮被告今后還會要求免費提供精神心理醫生或其它專家咨詢，“最高法院如此行事，實際上是要求各州采用家長制度或一種罪犯福利制度”。
1963年3月，最高法院9位大法官全體一致裁決：律師權屬于公平審判的最基本內容，應當納入憲法第14修正案中“正當法律程序”的保護之列。布萊克法官在判決書中指出：“理智和思維要求我們認識到，在我們抗辯式的刑事審判體系中，任何一個被指控的人如果因貧窮請不起律師，就不會受到公正的審判，除非法院給他指派一個律師。對我們來說，這是顯而易見的真理。”布萊克法官的結論是：“在刑事法院，律師是必需而非奢侈。”
這樣，吉迪恩終于在最高法院為窮人打贏了一場爭取律師權的戰役。
聯邦最高法院裁決下達后，佛羅里達州監獄里歡聲雷動，州地方法院不得不重新開庭審理此案。按照新訂的規矩，法院為吉迪恩免費提供了一位名叫特納辯護律師。
在復審過程中，特納律師向陪審團證明：首先，控方的主要證人庫克在初審時向陪審團隱瞞了他本人的犯罪前科，這號撒謊成性的證人的證詞根本靠不住；其次，由于廣告牌的遮擋和距離較遠等原因，庫克透過窗戶不可能清楚地辨認臺球廳里的人。在特納律師的盤問下，庫克被迫當庭承認，他當時的確無法清楚地辨認臺球廳內的案犯；再次，特納律師找到了庫克在證詞中提到的那位出租車司機，這位司機出庭作證說，吉迪恩在案發清晨乘車時手上沒有拿著一瓶葡萄酒，兜里也沒鼓鼓囊囊地裝滿大量硬幣。最后，特納律師告訴陪審團，吉迪恩以前曾在這家臺球廳干過半職工作，他至今仍持有大門的鑰匙，所以不可能采用打破窗戶的手段作案。
庭辯結束后，陪審團經研究后宣布對吉迪恩的所有指控均不成立，吉迪恩被當場釋放。警方后來發現，這起盜竊案的真正案犯竟然是庫克，他故意陷害吉迪恩以求逃脫懲罰。
毫無疑問，如果沒有對窮人的司法援助，貧困階層作為社會中的弱勢群體，其合法利益將無法得到良好保障。
1966年，在著名的米蘭達訴亞利桑那州案中，最高法院再次重申各級法院應為窮人免費提供司法援助。美國警察在抓獲嫌犯后必須高聲宣讀的“米蘭達告誡”： 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訊問時,有保持沉默和拒絕回答的權利；如果犯罪被告人請不起律師，法院將免費為其指派一位律師的規定。
吉迪恩案結束后，佛羅里達州和全美其它各州監獄中，共有數千名在押犯人因當年受審時沒錢請律師辯護，后來都獲得了重新開庭復審的機會。復審后，多數人的最終判決是無罪釋放。吉迪恩一時成為深受小民百姓仰慕的英雄好漢。
1972年吉迪恩病逝后，美國公眾自由聯盟出資捐贈了一塊大理石墓碑，為這位在美國憲政史上留下獨特痕跡的小人物樹碑立傳。碑文摘自吉迪恩在“赤貧人申訴書”中用鉛筆寫下的一句話：“我相信，每一個時代都會發現法律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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