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刑事和解案件應僅限于加害人與被害人之間就精神撫慰、民事賠償達成的和解，且必須以侵害的是特定被害人利益、加害人一方真誠悔罪和雙方當事人自愿和解為前提
如果當事人以降低刑罰標準作為賠償數額的條件，那么就證明其賠償之意在于“買刑”，也就違背了刑事和解的前提條件，即使其達成了所謂的和解協議，也將不被允許
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朱孝清7日首次公開表示，我國目前的刑事和解案件應僅限于加害人與被害人之間就精神撫慰、民事賠償達成的和解，且必須以侵害的是特定被害人利益、加害人一方真誠悔罪和雙方當事人自愿和解為前提。
朱孝清是在今天結束的由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檢察院與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研究院共同主辦的“刑事和解與程序分流”研討會上作出如上表述的。
朱孝清表示，目前在實踐中對于刑事和解制度還存在誤解，認為刑事和解是加害人與被害人之間就刑事責任而進行的和解，認為所謂刑事和解就是“花錢買刑”。事實上，在我國目前情況下，刑事和解應該僅指加害人與被害人之間就精神撫慰達成的和解，范圍主要涉及精神撫慰和民事賠償。盡管實務界與學界對可以進行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圍觀點不一，但總體上只能是那些侵害了特定被害人利益的案件才可能和解，像貪污、受賄等侵害了國家、社會利益的案件，根本沒有人能夠代表被害主體謀求和解，因此也就不可能進行和解。
朱孝清認為，刑事和解與“花錢買刑”最根本的界限就在于加害人是否真誠悔罪、賠禮道歉，獲得被害人的諒解。經濟賠償是真誠悔罪的應有之意，但是如果當事人以降低刑罰標準作為賠償數額的條件，那么就證明其賠償之意在于“買刑”，也就違背了刑事和解的前提條件，即使其達成了所謂的和解協議，也將不被允許。
對于檢察機關在刑事和解案件中可以有哪些作為的問題，朱孝清稱，在整個刑事和解的過程中，都是加害人與被害人之間在自愿基礎上的一種溝通和諒解，但是檢察機關必須要對雙方當事人達成和解的前提條件，在整個和解的過程中是否存在違法行為進行監控，確保和解是在符合前提和法律規定的條件下達成。對于已經達成和解的案件，如果符合法律規定的不起訴條件的，檢察機關可以不予批捕或不予起訴；對于那些不符合不起訴條件的，檢察機關在起訴時則應該向法院說明情況，并提出從寬處理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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