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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案件年度報告（2009）》全文共6萬余字，現摘要刊登。報告全文將由中國法制出版社于近日出版。

 

 

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案件年度報告（2009）

（摘要）

 

隨著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工作機制的進一步完善和修正后的民事訴訟法的貫徹執行，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庭受理的知識產權案件持續增長，審結的案件大幅上升，最高人民法院的知識產權審判監督和業務指導職能得以有效發揮。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庭共新收各類知識產權案件297件,加上2008年舊存的143件，共有各類在審案件440件,比2008年增長33.7%；共審結各類知識產權案件390件，比2008年增長111.96%。這些知識產權案件呈現如下特點：新類型案件和重大復雜疑難案件增多；案件的專業技術性增強;涉外案件比重增大。新型、復雜、疑難案件不斷沖擊著法律的邊界，拓展出需要法律調整的新領域，產生了更多更強烈的司法新需求。最高人民法院通過個案的審理和裁決，對新問題和新領域進行深入研究并給予及時回應。這些個案裁決體現了最高人民法院在保持法律的穩定與變動的和諧、維護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平衡、實現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方面所作出的創造性努力。在總結2009年首次發布《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案件年度報告（2008）》經驗的基礎上，今年最高人民法院從其已有最終結論性意見的知識產權案件中精選出37件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典型案例，以新的撰寫體例形成本年度報告并向社會公布。

 

一、專利案件審判

在張建華與直連公司等專利侵權案〔（2008）民提字第83號〕中，最高人民法院認為，人民法院判斷被控侵權技術方案是否落入專利權保護范圍時，應當將被控侵權技術方案的技術特征與專利權利要求記載的全部技術特征進行對比；若被控侵權技術方案缺少某專利技術特征而導致技術效果的變劣，則應認定被控侵權技術方案未落入專利權的保護范圍。

在沈其衡與盛懋公司專利侵權案〔（2009）民申字第239號〕中，最高人民法院審查認為，在認定是否構成等同侵權時，即使被控侵權人沒有主張適用禁止反悔原則，人民法院也可以根據業已查明的事實，通過適用禁止反悔原則對等同范圍予以必要的限制，合理確定專利權的保護范圍。

在OBE公司與康華公司專利侵權案〔（2008）民申字第980號〕中，最高人民法院認為，在方法專利侵權案件中適用等同原則判定侵權時，可以結合專利說明書和附圖、審查檔案、權利要求記載的整體技術方案以及各個步驟之間的邏輯關系，確定各步驟是否應當按照特定的順序實施；步驟本身和步驟之間的實施順序均應對方法專利權的保護范圍起到限定作用。

在薛勝國與趙相民等專利侵權案〔（2009）民申字第1562號〕中，最高人民法院對適用等同原則時如何具體判斷“三個基本相同”和“顯而易見性”作了比較深入的分析。最高人民法院同時指出，專利權人在侵權訴訟程序中對其技術特征所做的解釋如果未超出其權利要求書的記載范圍，也與其專利說明書及附圖相吻合時，可以按照其解釋限定該技術特征。

在萬虹公司與平治公司等專利侵權案〔（2009）民申字第1573號〕中，最高人民法院認為，專利法第四十七條第一款中“宣告無效的專利權”是指專利復審委員會作出的效力最終確定的無效宣告請求審查決定所宣告無效的專利權；在該無效決定效力最終確定之前，在民事侵權案件中不宜一律以之為依據直接裁判駁回權利人的訴訟請求。

在雪強公司與許贊有其他侵權案〔(2008)民申字第762號〕中，最高人民法院審查認為，專利法（2000年第二次修正）第四十七條第二款所稱的“裁定”，是指涉及專利侵權的裁定，即人民法院經過審理作出認定專利侵權成立的生效裁判的，就該案作出并已執行的裁定，不包括裁判認定不構成專利侵權所涉及的有關裁定。

    二、著作權案件審判

在陳俊峰與金盾出版社著作權侵權案〔（2009）民監字第361號〕中，最高人民法院根據雙方當事人的行為，推定當事人之間存在涉案作品著作權由金盾出版社享有的意愿，從而肯定了職務作品的著作權歸屬可以通過推定的方式予以確定。

在大圣公司與王海成等著作權侵權案〔（2008）民提字第57號〕中，最高人民法院澄清了著作權法第三十九條第三款與第四十一條第二款的法律適用關系，明確了經著作權人許可制作的音樂作品的錄音制品一經公開，其他人再使用該音樂作品另行制作錄音制品并復制、發行，應適用著作權法第三十九條第三款規定的法定許可，不再適用第四十一條第二款“經著作權人許可”的規定。

在慈文公司與海南網通公司著作權侵權案〔（2009）民提字第17號〕中，最高人民法院明確了涉及提供網絡鏈接服務的網絡服務提供者承擔直接侵權責任的條件。從該案的再審判決中可以看出，如果網頁或網站上沒有顯示任何對應的域名或者網站名稱等信息可以表明該網頁屬于第三方所有，就不能認定該網絡服務提供者系提供鏈接服務，其應對該網頁或網站上的被控侵權行為承擔直接侵權責任。

三、商標案件審判

在“采樂”商標行政案〔（2008）行提字第2號〕中，明確了“一事不再理”原則的判斷和適用標準。最高人民法院認為，強生公司在前兩次提出評審申請時，已經窮盡了當時可以主張的相關法律事由和法律依據；商標評審委員會已經就相關事實和理由進行了實質審理，并兩次裁定維持爭議商標注冊；強生公司援引修改后的商標法，仍以商標馳名為主要理由，申請撤銷爭議商標，商標評審委員會再行受理并作出撤銷爭議商標的裁定，違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則；對已決的商標爭議案件，商標評審委員會如果要受理新的評審申請，必須以有新的事實或理由為前提。

在前述“采樂”商標行政案中，最高人民法院還闡明了商標法（2001年修正）對該法施行前已有行政終局裁定的商標爭議的溯及力問題。最高人民法院基于信賴保護原則認為，2001年修改后的商標法對于該法修改前已受終局裁定拘束的商標爭議不具有追溯力。

在“秋林”商標行政案〔(2009)知行字第15號〕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判斷商標近似時，還可以結合特定歷史關系及處在同一地域等因素，考慮兩商標共存是否易使相關公眾對商品的來源產生誤認或者認為兩者之間存在特定的聯系。

在“蘋果”商標行政案〔（2009）行提字第3號〕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當在先商標權人同時擁有非類似商品上注冊的馳名商標和類似商品上的在先注冊商標的情況下，不僅應該將爭議商標與類似商品上的在先注冊商標進行比對，還應該考慮馳名商標保護這一因素。

 

在“散列通”商標行政案〔（2009）行提字第1號〕中，最高人民法院認為，人民法院依據商標法第三十一條審查判斷訴爭商標是否侵害他人在先權利，一般應當以訴爭商標申請日前是否存在在先權利為時間界限。

在“21金維他”商標行政案〔(2009）知行字第12號〕中，最高人民法院認為，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有些藥品名稱曾被列入國家藥品標準，在藥品標準被修訂而不再作為藥品法定通用名稱后，如果該名稱事實上尚未構成通用名稱，仍應當認定該名稱具有識別商品來源的作用。據此，考慮該注冊商標的知名度時，可以參考其被列入國家藥品標準期間注冊商標權利人對該商標的使用、宣傳等因素。

在“中鐵”商標行政案〔（2009）知行字第1號〕中，最高人民法院認為，認定商標是否馳名，不僅應考慮商標注冊后的使用情況，還應考慮該商標注冊前持續使用的情況。

在“紅河”商標侵權案〔（2008）民提字第52號〕中，最高人民法院進一步細化了判斷商標近似時需要考慮的因素。主要體現在，判斷侵權意義上的商標近似，除要比較相關商標在字形、讀音、含義等構成要素上的近似性外，還應關注是否足以造成市場混淆，因此應考慮相關商標的實際使用情況、顯著性、是否有不正當意圖等因素進行綜合判斷。

在“諸葛釀”商標侵權案〔（2007）民三監字第37-1號〕中，最高人民法院認為，在認定商標是否近似時，應考慮商標實際使用情況尤其是在先使用、具體使用方式等因素。

在輝瑞產品公司立體商標侵權案〔（2009）民申字第268號〕中，最高人民法院認為，對于不能起到標識來源和生產者作用的使用，不能認定為商標意義上的使用，他人此種方式的使用不構成使用相同或者近似商標，不屬于侵犯注冊商標專用權的行為。該裁決表明，商標侵權意義上的商標使用應以起到標識來源和生產者的作用為必要條件。

在“狗不理”商標侵權案〔（2008）民三監字第10－1號〕中，最高人民法院認為，判斷使用他人注冊商標的行為是否構成正當使用時，應當充分考慮和尊重相關歷史因素；同時應根據公平原則，對使用行為作出必要和適當的限制。

在“片仔癀”商標侵權案〔(2009)民申字第1310號〕中，最高人民法院認為，當注冊商標具有描述性時，其他生產者出于說明或客觀描述商品特點的目的，以善意方式在必要的范圍內予以標注，不會導致相關公眾將其視為商標而發生來源混淆的，構成正當使用；判斷是否屬于善意和必要，可以參考商業慣例等因素。

在輝瑞公司與東方公司不正當競爭及“偉哥”未注冊馳名商標侵權案〔（2009）民申字第313號〕中，最高人民法院認為，在原告明確認可其從未在中國境內使用某一標識的情況下，他人對該標識所做的相關宣傳等行為，由于未反映原告將該標識作為商標的真實意思，不能認定該標識構成其未注冊商標，更不能認定構成其未注冊馳名商標。

四、競爭案件審判

在黃金假日公司與攜程公司不正當競爭判決上訴案〔（2007）民三終字第2號〕中，最高人民法院明確了非法經營行為與民事侵權行為以及不正當競爭行為的關系。最高人民法院認為，不論經營者是否屬于違反有關行政許可法律、法規而從事非法經營行為，只有因該經營者的行為同時違反反不正當競爭法的規定，并給其他經營者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害時，才涉及該經營者應否承擔不正當競爭的民事責任問題。

在“山起”企業名稱案〔（2008）民申字第758號〕中，最高人民法院認為，對于具有一定市場知名度、為相關公眾所熟知并已實際具有商號作用的企業或者企業名稱的簡稱，可以視為企業名稱，并可根據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五條第（三）項的規定獲得保護。

在前述黃金假日公司與攜程公司不正當競爭判決上訴案中，最高人民法院還認為，應承擔民事責任的虛假宣傳行為需具備經營者之間具有競爭關系、有關宣傳內容足以造成相關公眾誤解、對經營者造成了直接損害這三個基本條件；其中對于引人誤解和直接損害的后果問題，不能簡單地以相關公眾可能產生的與原告無關的誤導性后果來代替原告對自身受到損害的證明責任。

在“蘭王”雞蛋商業詆毀案〔（2009）民申字第508號〕中，最高人民法院認為，反不正當競爭法調整的商業詆毀行為并不要求行為人必須直接指明詆毀的具體對象的名稱，但商業詆毀指向的對象應當是可辯別的；反不正當競爭法沒有對商業詆毀的語言作出限制，詆毀語言并不一定要求有感情色彩。

五、知識產權合同案件審判

在閆春梅與朱國慶技術轉讓合同案〔（2009）民申字第159號〕中，最高人民法院適用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款的規定，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詞句、合同的有關條款、合同的目的、交易習慣以及誠實信用原則，確定了當事人所爭議的合同條款的真實意思，從而認定涉案合同的性質為預付前期技術轉讓費加利潤提成方式的技術轉讓合同。最高人民法院認為，合同中所約定的財務監督、技術指導等內容，表面上是合作經營內容，實際上是技術轉讓合同中技術轉讓方的附隨義務。

在熊威、楊洋與正合世紀公司知識產權合同案〔（2009）民申字第1203號〕中，最高人民法院認為，涉案演藝合同是一種綜合性合同，關于演出安排的條款既非代理性質也非行紀性質，而是綜合性合同中的一部分，不能依據合同法關于代理合同或行紀合同的規定孤立地對演出安排條款適用“單方解除”規則。

六、關于知識產權侵權責任承擔

在華紀平與斯博汀公司等“手提箱”專利侵權案〔（2007）民三終字第3號〕中，最高人民法院認為，在侵權產品銷售數量可以確定的情況下，根據專利產品或者侵權產品的利潤率，即可以計算出被侵權人的損失或者侵權人獲得的利益，并以此來確定賠償額；在有關產品的利潤率難以準確計算時，人民法院可以酌定一個合理的利潤率來計算；在確定知識產權侵權損害賠償額時，可以考慮當事人的主觀過錯程度確定相應的賠償責任，尤其是在需要酌定具體計算標準的情況下，應當考慮當事人的主觀過錯程度。

在前述“手提箱”專利侵權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認為，權利人為調查、制止侵權行為所支付的各種開支，只要是合理的，都可以納入賠償范圍；這種合理開支并非必須要有票據一一予以證實，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案件具體情況，在有票據證明的合理開支數額的基礎上，考慮其他確實可能發生的支出因素，在原告主張的合理開支賠償數額內，綜合確定合理開支賠償額。

在前述大圣公司與王海成等著作權侵權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認為，使用他人根據民歌改編的音樂作品制作錄音制品并復制、發行的，可以向改編者支付全額報酬。

在前述“紅河”商標侵權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認為，侵犯未實際投入商業使用的注冊商標，侵權人應該承擔停止侵權的民事責任并賠償權利人制止侵權的合理支出，但可以不判決承擔賠償損失的民事責任。

在廣東星群公司與廣州星群公司不正當競爭案〔（2008）民申字第982號〕中，最高人民法院認為，惡意使用他人具有一定市場知名度、為相關公眾所知悉的企業名稱中的字號，因處于同一地域而極易導致相關公眾誤認，不停止使用則不足以防止市場混淆后果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判決該經營者承擔停止使用其企業名稱的民事責任。

在前述“手提箱”專利侵權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認為，在侵權案件中，案件受理費的分擔不僅要考慮原告的訴訟請求額得到支持的比例，更要考慮原告主張的侵權行為本身是否成立，同時還可以考慮原告的其他訴訟請求得到支持的程度以及當事人各自行使訴權的具體情況如有無明顯過錯等因素，不能僅按照原告請求額與判決支持額之間的比例確定。

七、關于知識產權訴訟證據

在“《宮S》”著作權侵權案〔（2009）民申字第127號〕中，最高人民法院認為，韓國著作權審議調停委員會北京代表處僅可從事著作權認證的聯絡活動，但其并不具有證明著作權歸屬的資格；確認境外作品著作權的歸屬，應結合合法出版物等其他證據綜合判斷。

在佳和公司與天中文化公司等鄰接權侵權案〔（2008）民申字第453號〕中，最高人民法院認為，被申請人提交了其與他人簽訂的兩份《合作協議》、表演者的擔保證明以及合法出版物，據此可以認定其享有錄音制作者權。被申請人是否具有《音像制品制作許可證》，不影響其行使訴權。

在碩星公司與隆中公司專利實施許可及技術服務合同案〔（2009）民申字第1325號〕中，最高人民法院認為，在證據未經司法鑒定的情況下，仍然應該根據該證據的來源、形成情況、客觀狀態等，結合案件的其他證據，綜合判斷其真實性，不能直接以當事人放棄鑒定申請而否定該證據的真實性。

八、關于知識產權訴訟程序

在黃金假日公司與攜程公司不正當競爭裁定上訴案〔（2007）民三終字第4號〕中，最高人民法院認為，判斷是否屬于重復訴訟，關鍵要看是否是同一當事人基于同一法律關系、同一法律事實提出的同一訴訟請求；對于已為在先生效裁判確認其合法性的行為，在生效裁判之后的繼續實施，仍屬于生效裁判的既判力范圍，應當受到法律的保護而不能夠再次被訴。

在上述黃金假日公司與攜程公司不正當競爭裁定上訴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認為，攜程計算機公司是否構成非法經營增值電信業務，屬于是否違反相關行政管理法律、法規并應當承擔相關行政責任的問題，應當依法由行政主管部門查處認定，不屬于人民法院民事訴訟審查范疇。

在陳建新與化工部南通合成材料廠等商業秘密糾紛管轄權異議案〔（2008）民三終字第9號〕中，最高人民法院認為，在涉及違約責任與侵權責任的競合時，原告有權選擇提起合同訴訟還是侵權訴訟，人民法院也應當根據原告起訴的案由依法確定能否受理案件以及確定案件的管轄；對于因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之間的競業限制約定引發的糾紛，如果當事人以違約為由主張權利，則屬于勞動爭議，依法應當通過勞動爭議處理程序解決；如果當事人以侵犯商業秘密為由主張權利，則屬于不正當競爭糾紛，人民法院可以依法直接予以受理。

在天津高院請示案〔（2009）民三他字第13號〕中，最高人民法院批復認為，在認定專利侵權成立的裁判文書雖未被撤銷，但該文書所認定的受侵害的專利權已被依法宣告無效的情況下，可以對民事訴訟法規定的終結執行作出適當解釋，以便執行法院在當事人以專利權已經全部無效為由申請終結執行時，直接裁定終結執行，不需等待原執行依據的撤銷；同時，終結執行不影響原侵權判決的被告另行通過審判監督程序申請撤銷原侵權判決。

在四川高院關于隆盛公司與杰明研究所確認不侵犯專利權糾紛請示案〔（2009）民三他字第6號〕中，最高人民法院批復認為，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確認特定產品或者方法構成侵犯他人專利權后，行為人實質性變更了該產品或者方法中涉及侵權的相應技術或者設計內容的，有關實施變更后的技術或者設計的行為，不屬于原生效裁判的執行標的；行為人實施變更后的技術或者設計的行為是否仍構成對該專利權的侵犯，應當通過另行提起訴訟的方式予以認定；行為人拒不履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確定的停止侵害的義務，繼續其原侵權行為的，權利人除可以依法請求有關機關追究其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的法律責任外，也可以另行起訴追究其繼續侵權行為的民事責任。

在避風塘公司與東涌碼頭公司不正當競爭案〔（2007）民三監字第21－1號〕中，最高人民法院嘗試創新對申請再審案件的審查處理方式，對于原判確有錯誤，但當事人達成和解協議的，在準予撤回再審申請裁定中一并對原判錯誤之處作出明確的審查認定，既避免了為改正原判錯誤認定而提起再審產生的程序不經濟，也體現了鼓勵和便于當事人和解解決民事爭議的司法政策取向。

在韓國MGAME公司與聚豐網絡公司等網絡游戲代理及許可合同糾紛管轄權異議案〔（2009）民三終字第4號〕中，最高人民法院認為，對協議選擇管轄法院條款的效力，應當依據法院地法進行判斷；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二條關于“可以用書面協議選擇與爭議有實際聯系的地點的法院管轄”規定，根據當時的立法背景和有關立法精神，應當理解為屬于授權性規范，而非指示性規范；涉外合同或者涉外財產權益糾紛案件當事人協議選擇管轄法院時，應當選擇與爭議有實際聯系的地點的法院，否則該法院選擇協議即屬無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