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WTO后，將會有越來越多的外商前來投資，從而將產生很多涉外的法律關系，也會出現很多新的法律領域，如知識產權、國際貿易等方面。這既給中國律師的業務拓展提供了契機，也促使我們要培養出更多的綜合業務能力較強，掌握多方面知識，熟悉世貿規則的涉外律師，以增強中國律師的國際競爭力，抗衡進入中國市場的外國律師事務所，滿足市場需求。”
——摘自朱洪超律師(中國律師協會 副會長、上海市律師協會會長、上海聯合律師事務所主任)
“目前中國的高端涉外法律人才根本不足以應付日益緊缺的需求，至少需要5倍于現在的人才規模才能緩解緊缺的現狀。 律師的收入本來就高，那涉外法律人才的收入又如何呢？處理涉外法律案件，1小時的咨詢費可達數百美金。涉外法律案件，特別是反傾銷、知識產權等案件，涉及到的金額往往會有幾千萬、幾億甚至幾十億美元，如果勝訴，律師費就有幾十萬、幾百萬美元。一個高端的法律人才給跨國公司做兼職法律顧問，1年的收入也有幾十萬人民幣！所以，高端涉外法律人才絕對是“金領”中的“金領”。”
——摘自《法制日報》
“我國的律師從整體上講，由于歷史原因，專業程度還不高，尤其是涉外律師，既懂專業又懂外語的“雙科”律師更是鳳毛麟角，因此就目前現狀，中國律師總體上還缺乏在國際舞臺上競爭的基本功底。不過，大部分專家和律師都對中國涉外律師的前景非常看好。國外的律師專業化程度高、法律服務意識強、管理水平高，但是他們也有“軟肋”。比如成本，歐美律師要價是國內律師的好幾倍；其次，對中國的了解，國外律師盡管通曉國際慣例，但深諳中國國情的卻為數不多；而這些則是中國律師的優勢，只要中國律師揚長避短，苦練內功，在中國的涉外法務工作中還是可以大展宏圖的。”
——摘自《法制日報》
“中國“十一五”期間涉外律師的需求量在10000人以上。現在全國能熟練運用外語和法律知識與國外客戶洽談業務、簽訂合同的僅有 2000人左右，熟知國際法、國際貿易法和WTO規則的律師尤其稀缺。“而在上海的七千多名律師中，只有100名左右律師具備這樣的素質和能力。”
——摘自《2005中國人才報告》
“涉外律師緊缺是近年來律師市場出現的一個明顯趨勢。我國加入WTO后，涉外律師需求增加，國內涉外訴訟律師人才斷層現象已經有所顯現。涉外訴訟中，反傾銷調查針對的是某一類產品，這一類產品往往涉及數十家甚至上百家企業。隨著國內企業“誰應訴、誰受益”意識的提高，企業應訴積極性和應訴率不斷提高，再加上聘請國外律師費用高等，企業對國內低成本的反傾銷訴訟法律服務的需求日益增加，呼喚著這類專門人才的大量出現。上世紀80年代，國內企業請美國律師打反傾銷官司只需幾百美元，而到上世紀90年代，這類費用漲至數萬美元。目前我國涉外律師人才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和廣州，但中西部不發達省份，這類專業人才幾乎是空白。涉外訴訟對律師的專業素質要求高且程序繁瑣復雜，一兩個人往往難以勝任，需要法律、貿易、財務、外語等方面的專業人才形成團隊。而涉外律師的匱乏，對律師們和即將成為律師的法律專業人士來說，也是一個難得的機遇和施展拳腳的新舞臺.”
——摘自《經濟日報》
“目前中國的相關政策體制規定，外資律師事務所不得進入中國訴訟領域，并且要求從業律師必須熟悉國家相關政策和本土文化。此外，通過國家司法考試是律師上庭的必備專業條件之一。 相對而言，司法考試卻不是從業律師進入非訟領域的敲門磚。隨著中國加入WTO，越來越多的外資企業進入中國市場，在商業領域內隨之產生法律問題和糾紛，這就要求具有國際化背景和流利英語水平的專業人士來從事相關的法律文本與咨詢業務。 因此，在中國目前的法律市場，非訟這一高端領域主要還是以外資律所為主。據介紹，隨著中國社會的國際化進程不斷深入，相對于費時費力的訴訟流程，“防患于未然”的非訟業務將更受青睞。新人進入訴訟領域的起薪工資比較低，一般為1000-2000余元，但其誘人之處在于能學習、積累很多經驗，這對于“越老越吃香”的律師行業來說，是潛在無形資本。一旦通過國家司法考試之后，上庭律師的薪資則有較大幅度的增長，以接案來提成計算，一般年薪可達10萬元人民幣。 在非訟領域，由于外資律所的進入及擴展，薪資差異進一步擴大：一般中資所的起薪工資為2000-4000元左右，而知名外資所則高達8000-10000元。 薪資的差異也體現出外資所對律師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具有流利的專業英語水平及國際化背景和理念的海歸人士在激烈的競爭中具有明顯優勢。”
——摘自《青年報》
法學院學生就業難
“武漢大學法學院300多名碩士畢業生差不多全部報考了公務員，最后被錄取的只有五六個人，這幾位‘成功人士’成為年級里的傳奇人物。”碩士生的就業尚且如此艱難，本科生就更不用說了。近年來法學院校本科畢業生的就業率一直較低，有的院校竟只30%左右，居于就業率較低的12個專業之列。在我們學校，法學本科就業率連續兩年排在倒數，今年更是掉到了倒數第二，輔導員迫于工作壓力 ，以近乎懇求的口氣對我們說：“時間緊迫，就業形勢嚴峻，希望大家 不要再挑工作了！一千也好，八百也罷，趕快找一份工作，要有先就業再擇業的觀念…”
——摘自《南方周末》
“ 畢業半年后就業率僅為83%，不僅低于全國“211工程”院校畢業生的平均就業率89%，甚至低于全國其他本科院校畢業生的平均就業率87%
法學本科畢業生嚴峻的就業形勢并非近年的事，上個世紀末就有顯現，尤其是從2002年開始，法學本科畢業生就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機，在全國214個學科專業中，法學專業就業率當年排在187位，2005年則成了“老末”
10年前，一個法律專業的大學生在畢業后基本上都有機會進入國家司法機關，即使不能到司法機關工作而從事與其相關的工作也不會很難。但現在，進入司法機關或當公務員，成了大多數學生的奢望。就業難、找工作難成了學生和家長的共同的心病
法學畢業生就業率低于平均全國高校畢業生平均就業率？
看到這個說法，很多人可能會感到震驚和不解，特別是正在就讀法學專業的學子們以及全國幾百所法律院系的管理者乃至教師們，但是已經畢業的法學專業的學生們都會平靜地認同這個結論。”
《法科畢業生就業率低于全國高校畢業生平均水平》
——摘自《中國教育新聞網》
“ 蘇力老師在其著作《送法下鄉——中國基層司法制度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一書中講到“由于種種廣義的利益原因，法學院的畢業生，除非不得已，一般都拒絕進入法院系統，特別是拒絕進入基層法院系統”（第341頁）。對此，蘇力老師的基本分析邏輯是，隨著勞動力市場的日益開放，計劃經濟分配畢業生制度已經廢除，法學院的學生面臨著更多的選擇，這些選擇在各個方面都要比去基層法院收益更多。
若從蘇力老師求學經歷和地位來看，這種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蘇力老師先在北大讀本科，后又在北大讀碩士，讀碩期間赴美國留學，92年回國之后，一直在北大法學院任教，現在又任北大法學院院長。可見，蘇力老師一直在一流大學里學習和工作，他此處的分析也是高度“語境化”的，即從一流法學院的角度來分析“法學院學生都去那兒啦？”，而沒有或在無意中遺忘了二流、三流甚至更差法學院學生的就業意向及概況。
根據筆者對西北政法學院法學一系2001級部分學生在大二暑假實習報告的調閱。發現大部分同學都去了公檢法實習，其次是律師事務所，而到企業或其他部門的學生則少得可憐。這反映了作為一般的普通法學院的學生，就業的第一要選還是以法院為住的公檢法系統，其它的職業或行業才是其次要的甚至是無奈的選擇。但是，現在，進入公檢法又面臨更多的困難。一是僧多粥少，一些公檢法單位里本身就養著許多沒有合法身份的編外人員；二是臺階不斷提高，已經形成了基層本科，中層碩士，高層博士的局面；三是暗箱操作嚴重，沒有“關系”根本沒有希望。在此種情況下，法學院的學生都不得不另謀職業，這種“令謀職業”是痛苦的、需要付出代價的，而非蘇力老師所說的“種種廣義的利益原因”。因為中國是一個邁向法治的后進國度，法治環境十分欠缺。進而，不能不說，法學院的學生找工作很難，但還有一定的必然性。若不然，中國豈不是法治國家了。”
《法學院學生就業難有必然性》
——摘自《杭州普法網》
“法學專業培養系統掌握法學知識，熟悉我國法律和黨的相關政策，能在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特別是能在立法機關、行政機關、檢察機關、審判機關、仲裁機構和法律服務機構從事法律工作的高級專門人才。從社會需要來看法學專業是大有發展前景，但不可否認的是，相對于經濟類、財經類等一些專業就業來說，法學類就業出路相對較窄。
第一、法學教育與法律職業之間存在沖突。法學畢業生取得法學學士學位，卻不能立刻從事與法律專業關系極為密切的法官、檢察官、律師、法律顧問等法律職業的工作，必須要通過司法考試，這項考試一般在每年9月份考試，其最大的特點在于難度大，通過率僅為10% 左右。法學畢業生通過四年的法學專業課學習，卻因為不能通過法律資格考試，而被與所學專業具有最密切關系的職位拒之門外。
第二、畢業生就業傾向于政府機關、公檢法等機構由于職位有限，因此在報考公務員中會出現幾百個人競爭一個崗位的局面，這樣必然導致大多數畢業生遭到淘 汰。
第三，法學專業畢業生轉行發展困難，其他專業畢業生又大量涌入法律行業，使得原本就激烈的競爭更加嚴峻。現有的司法考試體制并不限制其他專業的人報考，很多其它專業包括自考法律的畢業生通過率也占相當一部分。”
---摘自《中國大學生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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