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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照《英美法詞典》編撰的故事:被遺忘三十年的法律精英

香港經濟學家張五常看過后寫了一篇文章《只有哭一場》剛才哭了一場，失聲痛哭。看了《南方周末》的一篇報道，題目是《被遺忘三十年的法律精英》。說是什么“被遺忘”，其實是“被蹂躪”。知道畫家林風眠文革期間為了自保，把自己珍藏的三千張畫，親手一張張泡到浴缸里，站在上面踩爛，我哭過；知道鋼琴家劉詩昆的手指被紅衛兵打斷，我哭過；讀到翻譯家楊憲益孤苦晚年的報道，我心頭一酸；剛才讀那篇報道，讀到那個一目失明，用舊信封糊住一邊眼鏡，蜷縮在被子里的九旬老人，“居然是直到去世《哈佛法學評論》都每期給他寄樣刊的大學者，中國僅有的幾個哈佛法學博士之一，前中央大學法學院院長”時，我又哭了。要是世界上完全沒有人記得他，他不至于顯得那么可憐。用不著宣揚他們的成就，用不著復述他們的遭遇，用不著指出誰是罪魁。沒有什么好說，只有哭一場。圖片上排從左至右：倪征日奧周木丹盧峻王各揚蔡晉許之森盧繩祖徐開墅；下排從左至右：王毓驊潘漢典俞偉奕郭念祖陳忠誠周承文高文彬 □《南方周末》記者萬靜波 吳晨光 謝春雷一本詞典引出一群老人這是一本有史以來中國最大的英漢英美法詞典，460多萬字，所收詞條已達到4.5萬多個，是日本出版的《英美法詞典》的3倍。詞典的最后校樣已經完成。在沒有政府支持，沒有經濟資助，沒有鮮花和掌聲，甚至連正規辦公室都沒有的情況下，兩代學人在默默無聞中歷經九載寒暑的嘔心瀝血之作，終于接近了尾聲。國家司法部一位司長評價說：“這是個很奇怪的事，一部具有國家權威的詞典，卻由一群無職無權無錢的學人和老人編撰，他們做了我們整個司法行政教育系統想做而做不了的事。”這本書后面，有一群幾乎被人們遺忘的老人。這是一些響亮的名字，一些在1949年以前就已成為法學權威的前輩名宿———盛振為，美國西北大學法學博士，東吳大學前校長兼法學院院長；周木丹，比利時魯汶大學1934年法學博士；盧峻，美國哈佛大學1933年法學博士；王名揚，法國巴黎大學1953年法學博士；蔡晉，東吳大學1933 年法學士；許之森，東吳大學1934年法學士；盧繩祖，東吳大學1934年法學士；徐開墅，東吳大學1940年法學士；王毓驊，美國印地安那大學1949 年法學博士；俞偉奕，東吳大學1944年法學士；郭念祖，東吳大學1946年法學士；陳忠誠，東吳大學1947年法學士；周承文，東吳大學1944年法學士；高文彬，東吳大學1945年法學士；……這行名單還可以開列很長，他們幾乎全是東吳大學法學院畢業生。東吳大學法學院，1915年成立于上海，是中國在教授中國法之外惟一系統地講授英美法的學院，解放前中國最著名的法學院之一。 從1930年代到1990年代，國際法院一共有過6位中國籍法官，從顧維鈞開始，一直到1997年的聯合國前南國際刑事法庭法官李浩培，都是東吳法學院的教授或畢業生。該校校史上最值得夸耀的一段是在1946年：東京審判采用的是英美法程序，由于一時找不到合適的人選，當時的國民黨政府急了，最后，蔣介石點名從東吳大學要人，其結果是———中國赴遠東軍事法庭的法官、檢察官、顧問等人，幾乎全部來自該校。然而，這些20世紀上半葉中國法學界所能奉獻出來的最優秀人物，“1949年后，他們中留在大陸的，卻幾乎都做著與法律無關的事：英語教師，或者勞改犯 ———對師生而言，與東吳法學院的關系成了一種罪過。在1957年‘反右運動’，以及‘文革’期間，很多校友遭到迫害。”（引自《培養中國的近代法律家 ———東吳法學院》，第293頁，康雅信著）這些卓有學識的才智之士，他們后半生是怎樣的？他們以及家人怎么度過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他們的晚年由于編撰詞典的緣故，中國政法大學的薛波曾30多次到上海造訪這些老人。周木丹，年過九旬，被當今法學界喻為“羅馬法活詞典”。1929年受胡適推薦，留學比利時，成為1949年前獲比利時魯汶大學博士學位的5個中國人之一。不久前，商務印書館出版了“百年文庫”叢書，作者都是王國維、胡適、陳寅恪等百年中國學術史上的名家，而周木丹是叢書作者中在世的惟一一位。如此一位法學大家，薛波怎么也沒有想到，他竟生活在那樣的環境里：上海南昌路282號，一棟破舊的兩層小樓房。樓道陰暗，木質樓板年久失修，走上去吱吱作響，墻角到處是蜘蛛網。周木丹就住在二樓一間十幾平米的房子內。一臺黑白電視，一個單開門冰箱，就是周木丹的全部值錢家當。1950年代中期，正在最高法院西南分院工作的周木丹，突然被下放到青海師范學院圖書館。從此，在距離故鄉上海數千里的地方，周木丹度過20多年近乎青燈黃卷的生活。直到1980年，周木丹進入安徽大學。在安大工作10年直到退休后，由于沒有房子，周木丹只得回到上海。現在，周木丹先生又搬回了安徽女兒家，由于行動不便已坐上輪椅，而上海居所終年不見陽光，到女兒家也只是實現了在戶內曬曬太陽的愿望。在哈佛大學博士盧峻先生家里，惟一的電器是部巴掌大的電扇，12元錢買的。90多歲的盧峻一目失明，戴著用舊信封糊住一邊的眼鏡，蜷縮在被子里。有病了，不敢去醫院，也吃不起藥。誰能想到，這位早已臥床不起的清瘦老人，居然是直到去世《哈佛法學評論》都每期給他寄樣刊的大學者，中國僅有的幾個哈佛法學博士之一，前中央大學法學院院長。面對另一位1944年獲得東吳大學法學士的老人時，薛波發現：他上衣的五個扣子，竟然都不一樣。也許，1930年代曾為浙江地方法院和上海特區法院法官，1957年后執教于上海向陽中學的蔡晉先生，是晚景最為凄涼的一個。他和小兒子一家住在一起，一個小房間，竹屏風后面，一張床板，很薄的被子，這就是他的臥室，里屋住孫子和孫媳婦。一個破舊奶粉罐，裝著蔡晉的全部“貴重”物品。病重后的蔡晉住在上海南京西路的一家社區醫院里。如果不是上海社科院某負責人為其疏通，是難以入住的。即便這樣，他也只能被安置在一個封閉的陽臺里。彌留之際，薛波去醫院看他，目睹了難忘的一幕：蔡先生孤獨地躺在陽臺一角，而另一角，恰是護工的休息處。當《英美法詞典》的編撰工作接近尾聲時，蔡晉溘然長逝。陪伴蔡先生進入另一個世界的，除了他的1933年東吳大學法學士證書之外，還有他親自審訂的《英美法詞典》稿件，49頁，輕輕地放入他的靈柩內。被改變的命運在上海、南京、杭州，薛波走訪了數十位東吳學人，幾乎每個人都有一段不堪回望的過去。盛振為，東吳大學首任華人教務長及后來的法學院長，曾著有《證據法學》、《英美法的審判制》等。后被打成“反革命”，被判處在甘肅勞改10年，后因宋慶齡說情，6年后才被釋放。到了1980年代，平反。高文彬，81歲，曾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翻譯、中國檢察官秘書，當年他從卷帙浩繁的資料中找出了證據，將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這兩名原可能逃脫罪責的戰犯送上絞架。1952年后高先生被打成“反革命”，在鄱陽湖修大堤，一修就是28年，每天挑土幾十趟，累得連早晨上工的擊鑼聲都聽不見。1980年代初獲得平反，有關方面要給他補償損失，他說：“我人生中最好的時光，能用錢補回來嗎？”最后他沒要。俞偉奕，日寇侵占上海期間，他埋頭治學，繼續攻讀獲碩士學位，抗戰勝利后從事律師和法律教育工作，1949年后，因有參加東京審判的同學留在日本美軍基地工作，在歷次政治運動中被斗，一度連生命都無法保全。周承文，1969年后回老家湖州鄉下做村文書。1980年代末，被聘到當時的杭州大學教書，成為浙江省起草涉外法律文件的專家，“寫的英文，就像報紙上印出來的一樣。”曾長期住在團結戶里，共用廚房衛生間，每間房只有七八平米。王毓驊，美國印地安那大學的法學博士，在街道副食門市部工作了許多年，直到1980年代才到南京大學任教。徐開墅，抗戰后的東吳大學教授，1979年后，他以上海社科院無編制的特約研究人員身份，為上海的法制重建殫精竭慮。1999年去世時，一些人才知道———他當了30年的中學教師。“他們是無辜的。”2002年10月上旬的一天，在中國政法大學那間小小的詞典編輯部里，《君主論》等名著的中譯者———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潘漢典先生對記者說。他今年81歲了，也是東吳大學畢業生中不多的從事法律教育的幸運者，他因接觸蘇聯法律較早，幸而躲過了那場災難。潘先生談到動情處，他甚至落淚了，為他那些受難的師長和系友。他們被忽視的代價隨著中國對外交往的深入，英美法教育重受重視，這些飽受摧殘的東吳學人又被起用。但這些東吳遺老平均年齡已逾70。在英美法教育被人為割斷了30年后，我國在這方面后繼乏人。今后還有沒有合適人選出任國際大法官職務？中國駐海牙國際法院前法官倪征日奧先生深為憂慮。“英美法研究太弱了”1993年，薛波正在中國政法大學讀研究生，某天在查資料時，他和同學突然發現：國內居然沒有一本適用的英漢《英美法詞典》。這實際上擊中了一個要害：我國當代的英美法研究太弱了。“有著上千年歷史的英美法，是與大陸法并行世界的兩大法系之一。”接受《南方周末》采訪時，美國斯坦福大學法學博士、中國駐海牙國際法院前法官倪征日奧說，“它被廣泛應用于美、英及澳大利亞等英聯邦國家，以及中國香港地區。目前，聯合國國際法院運用的司法程序依據英美法；國際貿易的基本規則同樣依照英美法。”“正因中國沒有英美法詞典，我們誤譯了很多東西。”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潘漢典用了一個例子，來說明一個完備權威的英漢法律詞典的重要性： Asylum———政治庇護權———一個世界通用的法律術語，卻被我們譯成居留權，而且寫進憲法，一錯30年，從1954年－1975年－1978年最后到1982年，三次修憲，錯譯均沒有被發現。到1985年修憲時才得以改正。據介紹，中美入世談判多次陷入僵局，與雙方是用兩種概念說話有很大關系。而在實踐中，因沒有嚴謹的英美法律詞匯漢語對譯詞導致的教訓，同樣不在少數。1990年代中期曾發生過一件事，國內某銀行給美國方面開了十幾張匯票，因具名問題，美方最多可以領取100億美金。這一下中方急了：精通英美法、英文又好的中國律師在哪里？最后，高宗澤律師（時任中國律師協會會長）臨危出征，最終不辱使命，為中方挽回了損失。但辦案經費也高達人民幣九位數。薛波們的工作就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始。詞典該怎么編？誰也沒經驗，就摸著石頭過河。最初，在中國政法大學某間宿舍內，從早上8時到深夜，幾十名年輕的法學者奮戰了兩年，一些初步成果，終于辛辛苦苦做了出來，但拿給那些有深厚英美法學養的前輩學者們一看———幾乎都過不了關。這不是他們的個人問題，在把英美法教育傳統人為割斷幾十年后，要想重新接上這條法律文化的血脈，非一朝一夕可以做到。薛波從一個偶然的機會了解到：一批東吳大學法學院的前輩今天仍生活在上海，最合適的審稿人找到了！嚴謹和精神的力量5年過去了，薛波仍清晰地記得第一次拜望老人們的情景：在盧峻先生那間小屋中，盧先生顫巍巍地坐起來，斜靠在破舊的藤椅上，薛波說：“不管什么原因，世人可能會忘了您，現在也確確實實忘了您。”老人的聽力已嚴重衰弱，薛波只能半跪在地，伏在他耳邊說，“但您不僅有精深的學問，您還是一個時代學術高峰的象征，請您務必要參加我們的工作。”風燭殘年的老人靜靜地聽著，渾濁的淚水從眼眶中流出，“我答應你。”在華東一帶，薛波共找到了14位老者參與《英美法詞典》的編輯工作，除了以上提到的，還有許之森（1930年代上海律師工會監事，解放后一直以中學教師為業）、蔣一平（1979年前為新華書店店員，1980年代后成為華東理工大學外語系主任）……審稿老人的平均年齡為84歲，這是他們人生中最后的奉獻。老人們以極其嚴謹的治學態度投入了工作。一個例子被薛波們引作范例：僅為了審訂一個詞條———UnitedStatesofAmericaLaw（美國法），盧繩祖先生就為其寫下了2000多字、長達6頁紙的注釋。結果，近90歲高齡的老人得了腦痙攣，被送進醫院。周木丹先生的手高度顫抖，已無法將字寫清。他便委托80多歲的夫人———1930年代的經濟學學士，將改正后的稿件一一謄抄。為了校訂一個詞條，盧峻先生把另外一位老先生請到家里商榷，當著薛波的面，兩位老人竟然激烈地爭執起來。王毓驊先生目力已衰，必須借助自然光看稿子。但他家中又沒有陽臺，每次看稿，都必須往8里外的女兒家。而潘漢典先生在手術前的48小時，仍掛著尿袋審稿。是什么使得這些耄耋老者不計功利地投入到這項事業？對他們中的絕大多數而言，詞典出版也好，不出也罷，都已是“寂寥身后事”，即使可能會有的現世聲名，也與他們無干。“不為什么，我就應該干。我作為一名比較法教授，中國有這樣的事，我當然要去做。”潘漢典先生對記者說。潘先生母親在抗戰中家破人亡，去世時，留給了他兩句話：“你要做一個有益于社會、仗義執言，無愧于你父母的中國人。”潘先生以促進我國法學和法制建設現代化為目的，致力于介紹當代外國法學，投身英美法詞典工作即其一端。他說：“其他，我沒什么好說的。”幾乎沒人要求署名留給薛波的是一筆豐厚的精神遺產。他多次向記者提起老人們在上海第一次開會的情景，那是1997年，十幾個東吳老人聚集在淮海路上海社科院一個小會議室里，5月的上海已經很熱了，會議室沒空調，房間悶得要命，老人們卻討論得很熱烈。會后，薛波要找一家好點的飯館吃飯，老人們死活不答應，“很好了，很好了”，每個人都這么說，最后進了家快餐店，一人一份盒飯，10塊錢，老人們卻吃得很香。幾乎沒有人要求署名，盡管他們都知道，這一定會是一項青史留名的事業，“千萬不要署名，我年輕時就這樣。”潘漢典先生和薛波去看望盧峻先生時，盧先生拉著兩人的手多次叮囑，不僅如此，就連600元審稿費盧先生都捐給了編輯部。他們銘記著東吳大學的校訓：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誰來承認他們的價值在近30年的被管制、被流放生活中，幾乎每位老人的心靈都受到深深的傷害。除了寶貴的時光，被剝奪的，還有他們的才華和智慧。學者以學和思為業，然而他們卻被迫停止學習和思考了近30年。薛波曾多次到過每位老人的家，幾乎每個老人家里都看不到書，那時是不敢有，現在則是沒錢買。審稿時有時為一個詞甚至要去開架書店查閱。“并不是我有什么能力說服了他們，而是他們的生命被埋沒太久了，他們已經感到，自己的才學將隨著身體的衰退而喪失，他們無法拒絕生命的召喚！”老人們的奉獻，唱響了一曲生命的贊歌。“他們是人，是活生生的人，需要榮譽、尊嚴和承認。”薛波說，“這些風燭殘年的老人，他們努力工作，是在響應他們內心深處的悸動。”盧峻先生去世后，在葬禮上，他女兒再三向薛波致謝：“謝謝你們，我父親一生的價值，通過你們得到了承認！”薛波曾多次到敬老院看望蔡晉先生，“我每次去看他，他都非常高興，他臉上浮現出一種孩子般的笑容，不停地想說話，他看著我的眼神，明白無誤地告訴我：他很希望能把他的所學，奉獻于社會，很高興他的存在對他人有價值。”可是，幾乎沒人關注這個風燭殘年的老人。薛波曾看過他年輕時的照片，西裝革履，面目清秀，一個曾經的翩翩英俊少年。誰能想到他的晚景竟如此凄涼。不是所有東吳老人都接受了薛波邀請。一位耶魯大學法學碩士、1941年就拿到巴黎大學博士學位的老人用一封信作了拒絕：“我一只眼失明，不能看了，而且這么多年不搞法律。”薛波也遇到了一些他難以理解的現象。一位東吳老人把自己的專業知識，甚至遭受的苦難，全都忘得干干凈凈，薛波說：“她越平靜，越不反省，我越覺得我們的可憐，是什么力量能使得一個人徹底轉向，把過去生活的所有痕跡都抹掉，一點也不剩下？”受牽連的除了他們，還有他們的家人。蔡晉先生的四個子女，除了一個在上海，其余都在新疆、貴州等地，具體情況薛波沒有問過，可以想象的是，作為“舊法統人員”子女，他們的命運又會好到哪里去呢？薛波有次看望一位老先生時，老先生孫女正好在場，她很不高興，“你們來找我爺爺，要是他累病了，誰來照顧？”“是啊！”薛波也這么想，“來尋求老先生幫助，又沒錢給，完了拍屁股走人，真是累病了，我們能干嘛？”盧峻先生有三個孩子，女兒是音樂學院的教授，退休快10年了，一直伺候父親，一天都不能離去，“我還是個搞藝術的”，私下里她對薛波委屈地說。薛波想了很久，然后回答說：“您這是在為國家盡責。”眼淚刷一下就流了出來，她點頭：“我也是這么想的。”遺憾和擔憂近幾十年來，我國的英美法教育一直受到冷落，直到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才發現問題的嚴重性。早在1957年，哈佛博士、東吳大學法學院末期院長楊兆龍就在《文匯報》刊文指出：“過分強調法律的政治性而基本忽視了它的專門性和科學性；將黨外的 ‘舊法出身’的人士估計得很低，認為他們不可能或者很難改造為對新社會有用的法學人才；不信任黨外的法學人才，不敢放手使用他們。”而隨著1952年東吳大學被撤銷，英美法教育在中國大陸被迫中斷了。讓人痛惜的是圖書館，早在1935年底，東吳法學院圖書館已擁有法律類圖書達兩萬多冊，被稱譽為“遠東最佳法學圖書館之一”。即使在抗日戰爭時期，這些圖書也被師生們轉移隱藏起來，但在1952年后，該圖書館遭到了破壞。那些圖書再也沒有完整地收集起來。到了1980年代，隨著中國對外交往的深入，英美法教育重受重視，這些飽受摧殘的東吳學人又被起用。1990年代香港原有英文成文法的審查，就全部由這些東吳遺老完成。他們平均年齡已逾80。在英美法教育被人為割斷了30年后，我國這方面的人才后繼乏人。不知道以后還有沒有合適人選出任國際大法官職務，中國駐海牙國際法院前法官倪征日奧，以及他的東吳同班同學李浩培先生都有這種顧慮，1984年，倪先生往海牙國際法院就職時年已79歲，1993年，李浩培就職時更達到了88歲高齡，離任時已屆91歲。薛波：“我們在傳承”作為《英美法詞典》的主事者，薛波已在中國政法大學3號樓323房內度過了近10個年頭，這個十余平方米的房間，既是編輯部、辦公室，又是會議廳和接待間，很多時候還是薛波的臥房。人說“十年磨一劍”，但十年都快過去了，詞典還沒有出版。在近十年的時間里，薛波經歷了幾乎所有能想象到的以及想象不到的困難。沒有錢，且不談稿費，僅是買必需的國外原版書就用了幾十萬。最缺錢時，電話都打不起了。他曾滿世界地尋找援助，從國內的若干科研機構、律師樓、大小公司，到國外的基金會、富商，為了省下郵資費，連寄往國外的信件，都要由朋友帶出國后再寄。 這是項艱辛而瑣碎的事業。他一人幾乎身兼了所有必須的“職務”，如果那也是職務的話，從策劃，主編，到總聯絡人、債務人、辦公室秘書、會計、資料復印員、電話接線生、值班人、運輸司機———僅為了把初稿帶到上海給東吳老人們審校，薛波數十次往返于京滬之間。5年來，光裝送稿件的旅行箱，就拖壞了好幾個。最讓參與者們感慨的是目前國內學術界的浮躁，以及對基礎研究的漠視。現任教于中國農業大學的車雷講師參與此工作6年，他認為：“這樣一項耗時多年的工程，付出與回報是嚴重失調的。而當今有些領導更喜歡短、平、快地出政績。同樣，時下也沒有一位當紅學者愿花如此精力去當詞典的主編。工作太基礎了，評定職稱沒用，甚至不算學術著作。”與此相應的是奇低的稿費標準。現在連普通的漢譯英稿費，都已達到了千字200－300元，法律類理應更高，而這本詞典仍只有千字20元。全書460萬字，數百名一流法學者的8年心血，只抵得上22萬元稿費。同樣還有某些官方機構和官員對文化事業的冷漠。在近10年的時間里，這個本應由政府承擔的基礎文化建設項目，沒有得到任何官方資助。中國政法大學原校長江平曾多次親筆寫信請求有關部門支持，但結果往往是這樣：“我們的經費有限，如果給了錢，很多關系不好協調。”由于嚴謹的審訂工作的需要，詞典的出版周期一次次往后拖，然而，一位大學副校長居然說：“什么書要編7年？”這位副校長不知道，除了日本的《英美法詞典》外，美國由梅隆基金會贊助，密歇根大學組織編撰的《中古英語詞典》，用了70年時間，耗資2200萬美元才出版完成。出版后，那些長期生活在中古時代語境中的法學者們，幾乎已無法適應現代生活。關山重重。要換了一個人，也許早就放棄了。但在薛波看來，這些困難都算不了什么，“是我們自己要承擔的”，“和東吳老人相比，我已經很好了，我還有精神享受。”這些年下來，薛波39歲了，仍孑然一身，個人已負債40萬元。支撐他這么做的到底是什么？他自己的說法是：“這是命運，一個人只能做他要做的事。”當年一起共事的伙伴們早已星流云散，各奔東西，只有他還在堅持著自己最初的抉擇。當年有同事突然要出國了，根本沒想在走前請大家聚一下，當著大家的面，薛波痛哭失聲，他覺得：“友誼、理想仿佛一下被背叛了！”薛波清醒地認識到在當今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巨大難度，盡管有些悲觀，有些灰調，但一旦認準了目標，就決不放棄。他曾想編完詞典后，就出國去，但后來他想，“干嘛要出去？”薛波是幸運的，他不僅找到了東吳老人，還遇到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師友，他們是：黃風、方流芳、何家弘、朱勇、金海軍……這樣的名字同樣有長長一串。“要是有了錢，一定要替老人們在上海買個好點的房子。”這是薛波的愿望，但直到現在，老人們的審稿費用都還欠著